“像美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都用农田来种参，而中国的传统方式却是伐林栽参。你走到集安的各个村子去看，山头都有光秃秃的参地，不光是集安，整个东三省都是这样。”

　　对于从1980年就加入吉林省集安人参研究所的郑殿家来说，这是长期让他忧心的状况。根据研究所的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伐林栽参在集安达到高峰，种植面积大约为5万亩。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他所在的人参研究所从那时起便致力于农田栽培技术的研究，希望能将人参从山上种到山下，改变因种参而破坏生态的传统做法。

　　在集安大大小小的参田里，除了常见于长白山区的本土人参品种外，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舶来品，便是——西洋参。同样是从1980年代开始，郑殿家和他的同事们也对西洋参的本土化栽培进行相关研究。

　　从山上到山下

　　“山上林地和山下农田的区别在于，山上林地原本就是野生人参生长的环境，参农砍掉树，搭个大棚就能把人参种起来，这样还能集中管理，而当时中国农田参的栽培技术还不成熟，农田参很难推广。”郑殿家说。

　　郑殿家和他的研究团队建立了小范围的实验基地，尽管做了超过十年的研究，但是由于农田参的产量始终比不上传统的栽培方法，推广工作止步不前。

　　研究的转机出现在2004年。在郑殿家的印象中，在经过近十年的低迷后，当时的人参市场也迎来了繁荣期，国内的人参消费大涨，推动着人参价格水涨船高，带动了东北参农的热情，种植面积也较从前增加了许多。

　　“除了研究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我们研究所的5个人当时还读了很多介绍美国和加拿大种参的资料。我们从那些照片上看到，他们的大棚都是单层平顶棚，而我们的大棚都是拱形，于是就想到把两者结合起来。”郑殿家回忆。

　　他们的做法是，将原本单层的拱形大棚改造成复式，也就是在原有的拱棚上再搭建一层平顶棚。下层的拱棚起到防雨调光的作用，上层上再加盖一层遮光网，除了遮光也能防风雨。

　　复式棚的结构在国内外都没有找到先例。5年的实验，郑殿家发现，在集安，使用复式棚能比单层棚更好地调节大棚内的小气候。上层平顶棚的使用减轻了原有的畦边病虫害，而由于集安雨水相对充足，复式棚又能很好地调节湿度和温度，延长了人参的生育期。

　　这样一来，农田参的单产竟然比山地种植还要高。集安人参研究所立即对复式棚技术申请了专利，向参农们推广开去。

　　由此，也改变了集安种参的格局，从伐林栽参，到农田种参。

　　西洋参的本土化

　　在集安参田，经常可以找到西洋参的踪影。根据集安人参研究所的统计，西洋参大约占集安人参产量的1/3。西洋参与人参属于同科同属却不同种的植物，它又别名花旗参、洋参等。

　　在集安，西洋参的规模化种植始于1978年。集安人参研究所所长郑殿家还记得当时的第一批种子被叫做“7510参”。“那是因为这批种子当时是由外交部从美国引进的，时间是1975年10月，所以试种时就以‘7510参’的名称来代表。”

　　其实，西洋参被介绍到中国的历史却要早很多。在不少文献中都提到，最早是法国传教士从中国人对人参的热情中认识了这种植物，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和北美洲之间的西洋参贸易。

　　1701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德美（P.Jartoux，1668－1720）来华传教，他在东北考察时见到了当地采集的新鲜人参，1711年4月12日，他给传教会会长写信，绘制了人参图，详细介绍了人参产地、形态、生长状况和采集方法，他还推测在地理相似的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现人参：人参产地“大致可以说它位于北纬39－47度之间，东经10－20度之间……这一切使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国家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国家恐怕是加拿大。”

　　后来，另一位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国传教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读了杜德美的信，意识到魁北克可能正是杜德美预言可能发现人参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参绘图给当地印第安人看，他们立即认出是一种当地的草药——西洋参。据说印第安人使用西洋参的历史也颇为悠久，他们将其用于治疗头疼、创伤等，但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它当成灵丹妙药、百草之王。

　　精明的法国商人很快从中嗅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大量从魁北克的印第安人手中收购西洋参，并将它出口到中国。和中国长白山区所面临的野生人参急剧减少的景况相似，由于大量的采挖，野生西洋参的数量在北美急剧减少，西洋参变得与黄金等价，甚至比黄金还要高。于是人工培植西洋参成了生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