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阵阵礼炮声中，“中国香菇城”隆重开业，胡纯亮在自家的食用菌经营部里忙碌着。闲下来后，他仔细端详着店里的一切，这位昔日的“香菇货郎”，万般思绪开始涌上心头。

　　“一根扁担，两只麻袋，走村串户走山头”的一幕，仿佛就在昨天……

　　种不如贩　挑起扁担奔前程

　　胡纯亮是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左溪镇山后村人，1988年，高中还没毕业，就回家成了一名菇农。那年，正是庆元发动全县种植袋料香菇的第三年，祖辈都种香菇的胡纯亮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祖业。

　　当时由于机械化程度不高，种植香菇费时费力，且利润微薄。一般人家种两三千段，年轻力壮的胡纯亮最多一年种了五千段，可算算钱，一家人辛苦忙碌，撑死也就四千块。

　　1990年，庆元县成功研发出香菇新品种，成活率、产量和品质均大步提升，两年后，全县产量达到5500多万段，这比1986年刚开始种植袋料香菇时足足增加了36倍之多。

　　产量骤增后，因为交通不便与信息闭塞，便迅速催生出了从农户手中收购香菇再卖给县城菇商的二道贩子，俗称“香菇货郎”。

　　“香菇货郎”的身影晃进了山后村，顿时激起了村子里十几位年轻人的闯劲。包括胡纯亮在内，集体决定：种菇不如贩菇！

　　1993年，拿着辛苦种菇攒下的8000元，胡纯亮开始挑起扁担奔前程。而当时在庆元，像胡纯亮一样活跃在农村的“香菇货郎”多达两千多人，他们为之后庆元香菇市场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危机中　“货郎”挑成了“老板”

　　成为“香菇货郎”后的第一笔买卖，胡纯亮至今仍记忆犹新——从家中出发，搭乘班车到官塘乡，步行五公里山路去收菇，次日一早，再将收来的150多斤干菇挑回城里卖。一趟净赚600元钱！

　　尝到甜头后的胡纯亮脚步更勤了，收菇范围从周边乡村，逐渐扩展到全县的乡村，再到邻县。

　　1994年，国家提出“南菇北移”，庆元“香菇货郎”这支队伍，又迅速转战山东、河北等地，大江南北的香菇开始一车车地运进庆元交易。

　　此后，庆元的香菇产量年年攀升，到了1997年，达到历史巅峰——1.6亿多段。就在这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以出口东南亚为主的庆元香菇产业遭遇“地震”，菇价当即大跌，“菇在棚上无人采”的现象随处可见。

　　血本无归之下，许多人开始转投他行，胡纯亮却抓住机遇，与朋友合伙在县城开了家食用菌贸易公司，将香菇粗加工后，供货给宁波一家食品厂。公司建好后，胡纯亮兜里又只剩下八千块。

　　金融地震的梦魇持续笼罩着庆元香菇，产量逐年萎缩，到了2002年，回落至十年前的水平。此时，庆元开始部署新一轮转型升级，提出“控量提质”的发展战略，走精深加工、产品繁衍道路，以提高附加值。

　　几年下来，原本香菇唱独角戏的庆元，逐渐形成了“香菇为主，黑木耳、灰树花等其他菌类百花齐放”的食用菌产业。

　　转型后的胡纯亮，虽然经营的虽只是切片、切丝、磨成粉等粗加工，但至少不再是单纯的贩卖赚取差价，开始利用加工提高附加值。从“香菇货郎”到“公司老板”的角色转变，胡纯亮正是庆元香菇产业这场涅槃重生中的典型代表。

　　新时代的“香菇货郎”

　　十年的办公司经历，让胡纯亮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人脉及销售渠道，2007年，他决定“单飞”，开起了香菇专业合作社，很快，60吨的食用菌加工产品，经宁波出口到日本，生意蒸蒸日上。

　　同时，随着科技、创新力量的不断注入，庆元食用菌这个传统产业也开始冒出新的枝芽，逐步由简单的香菇加工，向休闲、保健、药用和食用菌机械等多样化方向发展，产业链日渐完善。特别是从菜到药的转变，其平均价值至少提升了10倍以上。

　　庆元甚至把香菇人工栽培的发源地、香菇始祖吴三公以及无数的神话传说等文化元素，开发成旅游资源。去年，来庆元旅游的总人数中，为一睹香菇文化的占了三成以上。

　　在这个过程中，像胡纯亮一样的香菇专业合作社或是农业龙头企业的出现，以公司带基地、带农户的模式，让产销实现无缝产销，曾经辉煌一时的“香菇货郎”销声匿迹。

　　同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落后的产菇方式。如今在庆元，由菌棒工厂产菌棒，再交给农户管理出菇，实行工厂化、标准化生产，3万段以下的散户逐渐淡出人们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