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鸿麟（民建中央常委、贵州省主委）：

尽管我国近10年来农机化发展良好，但仍面临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农机化水平发展不均衡、实际工作与相关政策法规存在明显差距、农机购置补贴制度亟待完善、南方山区农田基础设施和农机作业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因此，他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在农机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与促进作用。在农业部负责编制全国补贴目录的基础上，授权各省区根据区域自然资源与生产需要确定区域内补贴机具目录，应该按照生产条件类似区域发放补贴机具品目确定权，扩大省区或同类区域地区在相关补贴机具种类、品种的话语权；允许各省区根据本地农业生产和农业结构需求特点，对于需要跨省区调运机具，在一定范围内提高补贴额度，并允许使用生产厂家提供的购置发票办理购置补贴手续；对西南地区，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倾斜性补贴政策，提高或至少不降低适宜区域生产需要的中小型农机具的补贴额度；积极探索，做好有限补贴向全面补贴的转变研究，真正推进农机购置补贴的普惠制。

第二，认真研究农机田间作业用油补贴政策和操作方式。积极减轻农机作业用油不合理的成本负担；借鉴农机购置补贴的发放办法，由省级农机主管部门根据农机普查情况，统计农机保有量、农机作业量、农机耗油量等，通过竞标方式，与供油方签订协议，农机手在指定地点加油并按扣除补贴后的金额交款；多渠道投资建设镇农机加油点；借鉴国外农机作业燃油补贴制度，给予作业农机30%—50%的燃油补贴。

第三，适当比例补贴资金用于农机化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将农机化田间作业设施建设纳入农田基础建设整体规划中。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国秸秆平均每年产9亿多吨，多年来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出现地区性、季节性、结构性的秸秆过剩，造成空气水体污染、土壤板结、肥力减退。目前实行的直接还田方式，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为此，他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尽快出台秸秆还田各项标准，改粗肥还田为精肥还田。农业部门应就秸秆还田形成统一的要求和标准，杜绝秸秆直接还田，提倡秸秆由直接还田变精肥还田。

二是要加强政策引导和技术扶持，促进村级秸秆“收—储—运—用”中心建设。他认为，政府应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导，农业企业经营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政策扶持机制。加大对农机大户、种粮大户秸秆制肥机的购置财政补贴比例，以大户带动秸秆循环利用农机化发展。

三是归口秸秆处理资金集中使用，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政府应将各口径秸秆处理经费归口，不撒胡椒面，重点支持推广秸秆新技术和新设备；金融机构应加大资金倾斜，积极支持秸秆创新综合利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

四是政府要大力倡导扶持施用秸秆有机肥，促进秸秆有机肥回归土壤，并对推广使用秸秆有机肥还田的农户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给予政策直补金，使秸秆有机肥还田的农民短期不吃亏，长期见效益。鼓励因地制宜，积极开展秸秆饲料化、基料化研究、示范和推广。

左宗申（中国民主同盟党员，重庆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为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解决农机金融服务不足、增加农机产品效率，规模农场集中度。为此，他建议：

一是要鼓励我国农机金融租赁业务发展，完善并细化有关农机融资租赁业务方面的政策；加强农村租赁市场和金融环境建设；扩大农机租赁试点范围，摸索具有普适性的农机金融扶持模式；建设风险保障补偿机制，降低农机租赁经营风险。

二是要推进大型多功能谷物联合收获机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大型多功能谷物收获机研发创新；加大对大型多功能谷物收获机购置补贴力度；提高收获机械产品安全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