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提出，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今年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和以往一号文件相比，今年文件在强调水、电、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强调公共服务水平及文化建设，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至新的高度。由“物”到“人”，新农村建设迈向“看得见青山绿水、留得住乡愁”的新阶段，内涵更为丰富。

“在推进路径上，文件首次提出‘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这将有益于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加入新农村建设，让新农村建设更可持续、农民获益更实在。”李国祥说。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趋势明显，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严峻地摆在面前。同时，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长期被禁锢，产权归属不清晰，如何“唤醒”农村大量“沉睡的资产”，已成“三农”发展的一大挑战。

文件提出，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所长叶兴庆表示，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释放了长期被禁锢的生产力，农村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当前我国农村面临的问题，仍然在于旧体制的制约，唯有通过改革来破题。

“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实现其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让农村‘沉睡的资本’得以‘活’起来，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叶兴庆说。

农村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一些地方非法征用农民土地、非法占有农民集体资产等问题时有发生；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常出现公司与农户互相“撕毁合同”问题；毁占耕地，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的案件屡见报端；“法不下乡”成为农村法治的困局。

文件提出，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文件提出要健全农村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加强农村改革决策与立法的衔接，农村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认为，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文件首次用大量篇幅聚焦法治，可见“依法治农”已成推进“三农”发展的重要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提出农村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农村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更需要用法律为改革保驾护航，一方面可保证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也能杜绝一些人‘以言代法’现象的发生，保护农民权益。”郑风田说。

安徽省农机局局长刘绍太：

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将“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农机化发展是极大的利好。文件提到的多项内容都有助于促进农机化发展，如保持农业补贴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稳定投入；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重点支持代耕代收、统防统治、烘干储藏，提振了农机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信心。

一号文件中首次写入“农机租赁”，在农机金融服务方式上是个创新，安徽也迅速将其列入了发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