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小松 邓铁军 邓文婷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惠农利农政策，广西壮族自治区于2004年起落实这一补贴政策。2004年至2015年，全区投入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超过34亿元（其中，中央资金超过30.01亿元，广西壮族自治区资金超过3.19亿元，市、县资金超过1.29亿元），补贴机具超过146万台套，受益农户超过132万户，全区农机购置补贴拉动农民投资约100亿元。随着农机补贴面不断扩大，也引发了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为及时遏制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上升态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加大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力度的同时，深入开展专项预防工作。

2015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平台发布的一条信息就受到了关注：5年来，全区检察机关查处农机购置补贴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呈现大幅下降，具体为：2011年查办124人，2012年查办15人，2013年查办3人，2014年查办1人，2015年1月至10月查办3人。

2011年年初，广西强农惠农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高发，其中涉及农机购置补贴的职务犯罪案件尤为明显。玉林市出现了农机系统的大面积职务犯罪，有的县农机部门甚至“全军覆灭”。这一情况引起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相关部门对已经查办的20多起案件分析后认为:农机购置补贴领域存在较大职务犯罪隐患，其背后可能隐含一系列制度漏洞和机制缺陷问题。

为精准并及时把握农机购置补贴领域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决定调整工作模式，由以往“案后开展预防”向“案中、案前介入预防”转变，将农机购置补贴的预防关口前移，边查办案件边开展深入调研，在查办案件的同时主动开展预防工作。

在主动介入侦查阶段收集信息后，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基本掌握了农机购置补贴领域职务犯罪的动态、规律及特点。不过，进一步深入把握引发职务犯罪的深层次根源，还需要对农机购置补贴的程序和相关管理情况进行调查。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主动联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机局、财政厅等部门，开展联合预防调查。

南宁、玉林两市是此类案件的高发地，为掌握农机购置补贴中有关公职人员“自办公司、内外勾结、侵吞补贴资金”这一隐蔽犯罪手段的特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预防局干警与自治区农机局纪检监察干部一同深入南宁、玉林等地市县(区)展开调研，分别组织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发案人员、所在地农户召开座谈会，到农机销售地点查看各类农机机具情况、去农机局查阅补贴卷宗资料、到农户家中了解补贴申领情况，形成了由检察机关主导，发案单位、行业、系统、主管单位、农户等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经过扎实的预防调查工作，农机购置补贴领域职务犯罪的样态已基本呈现眼前。为将问题剖析得更透彻，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采用“专家把脉、多方会诊”方式，邀请系统内的检察业务专家、系统外的廉政研究专家共同查找广西农机购置补贴领域的致罪因素，分析犯罪原因背后的体制机制漏洞以及管理层面存在的缺陷问题，科学制定防治对策。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还会同纪委、农机管理、财政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逐一进行分析，全面排查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廉政风险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经多方位多层次梳理发现:补贴产品目录形成、经销商审核认定、购置补贴指标分配、农机购置补贴申报核准4个环节是农机购置补贴的最主要发案环节；农机管理部门利用权力指定或介绍经销商、内部监督不到位、经费拨付不足，是引发职务犯罪的管理原因；农机补贴中农机具价格定价不合理、指定产品目录机制不公平、补贴指标分配方法不科学、补贴发放程序过多，是引发职务犯罪的制度原因；农机管理部门违规内定补贴对象、哄抬农机价格损害农民利益，是造成群众不满、激化社会矛盾的潜在风险。

“从源头上治理农机购置补贴领域的职务犯罪，有些技术层面的操作可以由农机管理部门通过整改单独完成，而有些制度的完善、机制的保障，如增加和落实农机管理工作经费等，则需要协调其他部门方可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孟耀军说。

经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决定利用发送检察建议书的方式，推动预防成果的转化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及时向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领导部门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机局分别发送检察建议，两者各有侧重。前者主要针对目前制度中暴露的缺陷，侧重于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保障机制的建立方面，建议自治区人民政府“改革现有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目录制度，取消或限定农机部门对农机购置补贴经销商的资格认定权力，并增加和落实农机管理工作经费”；后者则主要针对农机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完善管理程序方面入手，提出了“建议自治区农机局实行定额补贴并限制累加补贴，减少购机和补贴环节，合理确定补贴指标的分配和调剂方法，并建立农机补贴公示平台”等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