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领袖企业，需要从国家层面给予大力支持。”李登海说，“‘国务院8号文’方向明确，但是配套扶持的政策、人才的流动、税收的优惠、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环境的公平等方面，政府应抓紧研究落实，同时要鼓励其他领域优秀的大企业进入到种业来发展。” 
　　王书平强调说，知识产权保护是种业公司头痛的难题。圣丰种业培育的大豆鲁黄1号、花生圣花6号就屡屡被套牌生产。“鲁黄1号损失近300多万元，圣花6号因为投放时间短，损失也达几十万元。”而培育一个新品种，圣丰平均要花费3到5年时间，费用在200万元左右。“光在打击侵权方面，公司就聘请了3个律师。”他说。 
　　“政策的加快落实是推进商业化种业发展的关键。”王书平也认为，跨国农业集团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成熟、完善的运行机制和产业链条，具有全球战略、创新引领、产品输出的典型特征。“整体赶超跨国公司的实力很难，但是单向突破还是有可能的，比如在水稻、花生等方面，这就需要政府制定顶层战略规划、给予庞大资金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他说。 
　　在江苏，鼓励科研单位退出商业化育种已有所行动。“我们规定，此前已申报了课题的科研院所在完成课题后，不能再申报商业化育种课题，此种课题必须由企业牵头申报。”吴沛良说，目的就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把院所“嫁给”企业，来培育企业，通过倒逼机制，让人才、设备、技术向企业转移。 
　　“考虑到小企业数量众多，我们会在项目申请前，对企业技术力量、注册资金、人才实力、加工设施进行考察认证，符合条件的才给予支持，使得支持更有的放矢，能尽快培养出龙头企业。”吴沛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