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是唯一的问题。”董金狮认为。他算了一笔账：如果生产优质餐盒，使用食品级的聚丙烯树脂原料，每吨原料的价格就要11000元。而工业废塑料的价格是一吨5000元，劣质的工业碳酸钙填充料更便宜，一吨只要2000元,折算下来，黑心饭盒的成本能够节约一半，也有了更大的盈利空间。

　　虽然从质量上来看，优质餐盒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聚丙烯的纯度高，这样的餐盒结实、不渗漏、对健康的危害低。董金狮甚至还编过顺口溜，讲解如何分辨劣质餐盒：“手摸软绵绵，轻撕就破裂，一闻刺鼻又呛眼，遇热变形还渗漏，剪碎了水里会下沉，一折会出白印……”

　　但对于那些购买餐盒的消费者——各个饭店而言，相比于质量和安全，价格往往是他们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于是，低价的劣质黑心餐盒就这样一次次地占了上风，挤占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董金狮甚至忍不住抱怨，北京的市场“简直就要被烂餐盒垄断了”。

　　他在很多城市看过“黑心餐盒”的生产过程，在北京市通州区，一个烟雾腾腾的小厂房里，环境脏乱不堪，空气里充斥着刺鼻的怪味。“一个连许可证都没有拿到的企业，当然不会注意卫生条件了。”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消耗的一次性餐盒有150亿个。如果按照董金狮估算的合格率，这意味着每年消耗的“黑心餐盒”超过75亿个。

　　食品包装不是食品，但生产标准也应等同食品

　　从2001年假冒环保饭盒开始泛滥的时候起，董金狮便投身于揭发食品包装的“隐形毒药”的事业，到如今，他已经坚持了10年。不过，像今年这样把质量问题诉诸法律，对他而言还是第一次。

　　“没办法，因为别的办法实在不管用。”董金狮说。

　　一开始，他还会向质监部门投诉，但对方总建议他先等一等，因为有“更重大的质量问题忙不过来”。后来，他开始找媒体，拉着记者一起暗访，再一起曝光。可等记者走了，这些厂子又会重新开工，之前又“白忙活了”。

　　董金狮发现，尽管要分辨质量低劣的“黑心包装”，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但相比于直接吃进嘴里的食物，人们对食品包装的安全总没有足够的重视。“食品包装不是食品，但它的生产标准应当等同食品来对待。”董金狮说。

　　他看过有的工厂，把废旧的光盘粉碎、用硫酸清洗、晾干，其间工人们还会光着脚丫，在正在晾晒塑料碎片的地面上踩来踩去，最后这些塑料碎片竟然被制成了婴儿奶瓶。甚至，他曾经在一家用回收纸浆制造一次性纸杯的工厂发现，纸浆池里竟然有卫生巾留下的血迹。

　　去年年底，卫生部等7部门发出了《关于开展食品包装材料清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可用于食品包装材料的物质名单”、“禁止用于食品包装材料的物质名单”。这曾经让董金狮兴奋地评价为“包装行业的地震”，现在他却发现，很多工厂以“没听说”为托词，仍然坚持生产“黑心包装”。甚至有些地区的工商、质监部门，也推脱自己“不知道”。

　　这个中科院环境化学专业的毕业生逐渐明白，这些非法工厂远比自己所学的环境知识复杂。有时候，前脚检查的人走了，后脚工厂就继续开工；有时候，因为有人“通风报信”，执法队会被挡在工厂紧闭的大门口，听得见里面生产的声音，但就是进不了门。

　　“要真正推动食品包装，不仅要完善法律，也要保证现有制度的执行。”董金狮说。按照他的设想，这需要国家进一步大力投入，也需要卫生、质检、工商几个部门的联合行动。

　　其实，身为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秘书长，董金狮的努力并非没有私心。他的会员企业常常抱怨，合格的餐具根本卖不出去，利润空间也太小。他反复举报黑心餐具的工厂，目的之一，也是想为这些会员企业找回被挤占的市场。

　　他也会努力通过媒体宣传，希望大家买那些质量获得认证的食品包装：“代表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的‘QS’标志，代表塑料类别的数字，以及一个代表可循环利用的三角符号。有这三个符号，才可能是合格产品。”

　　3月20日，在一次采访结束后，董金狮向咖啡厅的服务员要求打包。等到餐盒拿来，他习惯性地看了看餐盒底部的标志：没有QS认证，没有塑料品种标志，只有“WD”两个字母，董金狮说，这通常是生产企业的名称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