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白旭沈洋孙洪磊）刚刚洗完午饭用过的碗碟，72岁的薄金生大娘准备心满意足地在沙发上小憩一会。

　　她家约95平方米的房子位于天津华明示范镇怀园，这样一处住宅是她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去年的这个时候，薄大娘和老伴还住在赤土村的三间平房里，每天要烧草生炉子煮饭。

　　“这里（新的房子）很方便，环境也不错。”薄大娘笑着说。

　　薄大娘是华明12个村里今年春节喜迁新居的3．6万农户之一，也是天津宅基地换房措施的受益者之一。

　　土地流转是今年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上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决定》，中共正式授权农村居民向其他个人或公司流转为期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而早在文件出台之前的2005年，天津就开始了宅基地流转的尝试，华明被选为试点之一。

　　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县处处长郝玉兴说，这个措施保证了可耕地数目不变，农民自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续掌握在农民手里。

　　薄大娘原来的宅基地面积大概也是95平方米，因此，她不需要为新的住房再掏钱。除此以外，老人还有六亩耕地，由于她的一对子女都在外打工，老两口又上了岁数，薄大娘就把地承包给了大户种水稻，每亩400元。这样一年下来，她就能增加2400元的收入。

　　华明镇党委书记张长河认为，“宅基地换房”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生存环境改变、生活质量提高、城乡统筹发展等问题，而且可以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腾出了空间。

　　“全镇新建小城镇占地8427亩，宅基地复耕后不仅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还可以腾出3644亩。”张书记算了一笔账。

　　大部分农民也对这个措施表示满意。根据调查，当地农民的满意度达到了95％以上。

　　赵庄村村民赵加贵说：“我用三间瓦房置换了一套98平米的楼房，还用一处土坯房换了一套66平米的楼房，真是一堆土坷垃换了个金疙瘩。”

　　事实上，不仅天津，黑龙江、安徽和广东等省份也已经对土地流转进行了不少尝试。

　　“这个创新符合现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要求。”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林说。

　　30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户承包属于集体的土地，它也因此被视作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延续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确保了“耕者有其田”，但也造成了土地过于分散和地块过于狭小，难以达到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难以适应中国粮食安全的需要。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入城市打工。中国现在有约2．1亿农民工。很多人离开了家乡以后就把土地暂时托付给了其他人。但是由于缺乏相关政策规范，土地流转双方的权益都很难得到保障。

　　“中国当前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对减少因土地流转衍生的矛盾具有重要作用，也有效稳定了众多粮食种植大户，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40岁的戴国培有着一套类似学者的理论。

　　老戴是中国南方粮食主产区、江西鄱阳湖地区的一位种粮大户。如今他已经承包了1400亩农田，由于规模效益显著，每年农田耕种能给他带来60到70万元的纯收入。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尹小健说：“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但是他提出，三个“不得”的前提一定要保证：“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在北京，今年10月被炒为“土地流转第一拍”的土地拍卖就引发了各方争议，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土地性质的改变。据报道，这片位于黄松峪乡的数千亩被拍卖土地中有大约10％是可耕种土地，另外的90％是荒地。成交后，新承包人将把此处打造成京东旅游新景区。

　　“搞旅游业就是搞房地产开发。”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对这个策划表示反对。

　　在开发的大潮中，面对耕地日渐减少的现状，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