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出去的时间上来看，我认为我们走出去晚了。前三四年日本在美国和加拿大屯田，建立基地、仓库。法国的路易达孚在巴西、阿根廷对农场的生产、仓库、流通、港口都布好了局。而现在是高成本布局。当时中国没有财力，现在这样做有点晚了。

　　不过，我认为可以考虑输出劳动力，比如俄罗斯离中国近，民族之间也比较容易接近。中国劳务输出到菲律宾、马来西亚也有成功的例子。

　　“中储粮”要改革

　　《大生》：有人认为，中储粮的临时储备粮享受着和中央储备一样的待遇，却可以走市场化道路，兼有政策和市场的双重身份，所以当玉米从产区到销区成本上升，许多企业都赔了，中储粮却有钱赚。因此有人认为这不公平。

　　朱：这是种误解。中储粮受国家委托收购粮食。政府制定计划，如收购多少，按什么价格、什么品种收购，什么时候入库等。具体操作由中国粮食局和发改委授权，中储粮负责出库，粮食局负责拍卖。因此，这是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

　　中储粮应该是不亏损的，但也不会有很高的盈利。

　　《大生》：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中储粮几乎占据了产业上从收储、运输到销售网络的几乎所有优势。这使其他收储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粮食系统的中小购销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您认为这是将来粮食企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吗？

　　朱：这个问题目前是有争议的。我个人认为，这属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到位，或者说是属于过渡期问题。中国企业的改革，从1998年开始，已经经历了10年，从当时的6万多家企业改革到现在4万多家；当时的粮食部门3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包括中储粮在内的90万人。应该说，已经从国家独家经营到了多元化阶段。这个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没有做到位。主要表现在股份制不到位，所以还要改革，中储粮也要改革。

　　生物能源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大生》：目前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政策与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目前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政策是什么？

　　朱：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粮食供大于求，卖不出去，仓库又有限，没有控制生物能源的发展，上了一批玉米加工厂，生产淀粉和酒精。当时的乙醇加工厂由国家投资，一共批准90万吨，第一期年产30万吨乙醇。

　　但是，粮食资源有限，如果无限发展玉米深加工，中国就会面临是保护饲料还是保护酒精的问题。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要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而玉米深加工耗水量很大，大约是5：1（加工1吨玉米需要5吨水），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发展生物能源是有问题的。再有，发展生物能源严重污染环境。

　　最后，中国的耕地面积有限，而每新建一座乙醇工厂，都需要大量玉米为原料，这也意味着占用大量土地。因此，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开始对生物能源的发展进行调控。2007年调整了生物能源发展政策，叫停了燃料乙醇项目。

　　目前，中国总体上是对粮食生物能源进行调控，鼓励非粮生物能源发展。只要是“不与人争地”的非粮生物能源都可以发展，比如木薯、秸秆、甜高粱等。中国每年有6亿吨秸秆，即使生物能源的产出比是6:1的话，每年也能生产1亿吨乙醇。但是现在秸秆的纤维素转化技术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成本太高，美国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