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粮食局原常务副局长朱长国接受本刊独家专访

　　本刊记者  卢敬春

　　目前，国际粮价大幅上涨，但中国国内粮价却相对较低。有人认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必将受国际高粮价影响，因此中国的高粮价时代即将来临。中国会和国际接轨，实行高粮价政策吗？国内粮价低，国际粮价高，中国政府为什么还限制粮食出口？当下，中国农业部正在研究，计划制定方案，鼓励国内农业部门及企业向海外投资。尤其鼓励企业在非洲和南美洲购买土地。这种做法会给中国的农业企业带来什么影响？

　　带着这些问题，《大生》记者采访了中国国家粮食局原常务副局长、中国粮油学会理事长朱长国。

　　高粮价政策的历史教训

　　《大生》：面对国际粮价上涨、中国粮价却相对较低的局面，中国2008年、2009年的粮食政策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朱：中国现在不适合高粮价政策，明年粮食提价的可能性也比较小。粮价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和通货膨胀。

　　粮价适度上涨固然对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促进作用。但是，一方面，粮价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着消费者，如果粮价上涨过快过多，消费者可能承受不了；另一方面，粮价上涨可能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物价上涨反过来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在这方面，中国有过历史教训。199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张适度提高粮价，把国家合同订购价提高了40%，河南省小麦原来是0.37元/斤，后来提高到了0.52元/斤；1996年又提高40%到0.76元/斤。提价的结果是粮食逐年增产，199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5亿多吨。当时的国内总消费量也就是4.6亿吨，多了4000多吨，无法仓储。因为仓库装不下，企业不能全部收购，财政也补贴不起，这样粮价就降下来了。从理论上讲，提高粮价可以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事与愿违。因此只能采取适度粮价的政策，增加政府补贴。

　　中国的惠农政策是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今年的四项补贴金额大约是950亿元，2007年是513亿元。我认为明年还会提高补贴。中国种植粮食的土地是16亿亩，在面积不能再扩大的情况下，要保证粮食安全，就必须提高单产。要提高单产就要提高科技贡献率。美国农业的科技贡献率是70%，中国大概是49%，还有提升的空间。

　　现在我们主要依靠农业补贴来提高单产。一般是通过直接补贴实现，也有间接补贴，比如改造中低产田，改造土壤，增加产量。增加财政投入，增加科技贡献率，综合提高单产，才能保证基本供给。高粮价政策对中国来说不切实际。

　　中国粮食不能出口

　　《大生》：既然国内粮价不能提高，是否可以放开出口？

　　朱：出不去，因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比美国高得多，出口粮食也要补贴。出口有离岸价和到岸价，就算中国的出口价和进口价一样，中国粮食在国际市场也不占优势。比如日本，每年进口小麦600万吨，但是进口美国小麦比进口中国小麦便宜，因此日本会进口美国的小麦。另外，中国小麦质量达不到国际标准，也是小麦难以出口的一个原因。

　　《大生》：既然中国的粮食出口到国外并不占优势，为什么中国政府还限制粮食出口？

　　朱：如果中国出口粮食，会导致国内粮价上涨。粮价，一价带百价，可能带动整个物价的上涨，这样中国经济会承受不了。

　　《大生》：您认为食品涨价是中国目前通胀的主要原因吗？

　　朱：中国现在的通胀不是由粮价引起的。与去年相比，粮价上升了7.4%。粮价上升10%，影响食品1%；食品上升10%，影响物价1%。这是一般的规律，所以粮价不是通胀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通涨的主要原因是石油。中国进口石油太多，2007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为3.618亿吨，其中进口石油1.36亿吨，成品油13.8万吨，一共2亿吨，国产仅1.8亿吨。也就是说，中国一半多的石油要依赖进口。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导致中国的物价上涨。

　　海外投资有利有弊

　　《大生》：中国农业部鼓励国内农业部门向海外投资，尤其是把在非洲和南美洲购买土地作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前，农业部正在与巴西商讨购买耕地种植大豆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我认为有利也有弊。巴西人均8亩地，阿根廷人均30亩，中国人均1.4亩。中国地少，劳动力多，从这个角度讲走出去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在于：其一，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不属于勤劳型；其二，还要考虑政策上的弊端，如果国际粮价上升，中国海外种粮的国家提高关税，收获的粮食就很难出口；其三，专家预测，到2010—2012年，石油产量达到顶峰后油量萎缩，价格就会上涨，运费涨了，进口粮食的成本就高了，进口到中国的粮食收益就会减少。如果把投到海外的钱用于提高国内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哪个风险小呢？我目前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从走出去的时间上来看，我认为我们走出去晚了。前三四年日本在美国和加拿大屯田，建立基地、仓库。法国的路易达孚在巴西、阿根廷对农场的生产、仓库、流通、港口都布好了局。而现在是高成本布局。当时中国没有财力，现在这样做有点晚了。

　　不过，我认为可以考虑输出劳动力，比如俄罗斯离中国近，民族之间也比较容易接近。中国劳务输出到菲律宾、马来西亚也有成功的例子。

　　“中储粮”要改革

　　《大生》：有人认为，中储粮的临时储备粮享受着和中央储备一样的待遇，却可以走市场化道路，兼有政策和市场的双重身份，所以当玉米从产区到销区成本上升，许多企业都赔了，中储粮却有钱赚。因此有人认为这不公平。

　　朱：这是种误解。中储粮受国家委托收购粮食。政府制定计划，如收购多少，按什么价格、什么品种收购，什么时候入库等。具体操作由中国粮食局和发改委授权，中储粮负责出库，粮食局负责拍卖。因此，这是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

　　中储粮应该是不亏损的，但也不会有很高的盈利。

　　《大生》：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中储粮几乎占据了产业上从收储、运输到销售网络的几乎所有优势。这使其他收储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粮食系统的中小购销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您认为这是将来粮食企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吗？

　　朱：这个问题目前是有争议的。我个人认为，这属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到位，或者说是属于过渡期问题。中国企业的改革，从1998年开始，已经经历了10年，从当时的6万多家企业改革到现在4万多家；当时的粮食部门3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包括中储粮在内的90万人。应该说，已经从国家独家经营到了多元化阶段。这个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没有做到位。主要表现在股份制不到位，所以还要改革，中储粮也要改革。

　　生物能源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大生》：目前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政策与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目前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政策是什么？

　　朱：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粮食供大于求，卖不出去，仓库又有限，没有控制生物能源的发展，上了一批玉米加工厂，生产淀粉和酒精。当时的乙醇加工厂由国家投资，一共批准90万吨，第一期年产30万吨乙醇。

　　但是，粮食资源有限，如果无限发展玉米深加工，中国就会面临是保护饲料还是保护酒精的问题。中共十六大提出了要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而玉米深加工耗水量很大，大约是5：1（加工1吨玉米需要5吨水），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发展生物能源是有问题的。再有，发展生物能源严重污染环境。

　　最后，中国的耕地面积有限，而每新建一座乙醇工厂，都需要大量玉米为原料，这也意味着占用大量土地。因此，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开始对生物能源的发展进行调控。2007年调整了生物能源发展政策，叫停了燃料乙醇项目。

　　目前，中国总体上是对粮食生物能源进行调控，鼓励非粮生物能源发展。只要是“不与人争地”的非粮生物能源都可以发展，比如木薯、秸秆、甜高粱等。中国每年有6亿吨秸秆，即使生物能源的产出比是6:1的话，每年也能生产1亿吨乙醇。但是现在秸秆的纤维素转化技术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成本太高，美国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