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多吉占堆张宸

    今年藏历新年第一天，家住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的87岁老人达吉，和往年一样接到新年的第一桶水。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她，无比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期盼这幸福像流水一样绵延悠长。

    1959年，西藏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雪域高原告别旧制度迈入历史新纪元。像达吉老人一样的百万农奴，在这场改革中得到彻底解放，沐浴着新时代的温暖阳光，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主改革：历史洪流不可阻挡

    历史的脚步迈进20世纪中叶时，奴隶制已彻底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唾弃。而在西藏，还有百万农奴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戴着沉重的枷锁。

    1959年之前，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物质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

    “活永远干不完，饭永远吃不饱。”为了填饱肚子，达吉要租地种粮，收成要分一半出去，每年底需借粮度日。“喝酥油茶就放一块酥油在茶杯边上，吹到一边喝一点点，很长时间再喝都有酥油的味道。”

    农奴们承担最苦的劳作，却只有最廉价的生命：旧西藏法典规定，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等，其命价为与其身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其命价为一根草绳。农奴主占据农奴的人身，把农奴视为私有财产随意进行买卖、转让、赠送、抵押或交换，动辄实施断手、割耳等酷刑。

    “宗教势力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恶性膨胀，消耗了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彬说，“当时，达赖喇嘛既掌握着农奴今生的生杀予夺大权，还从思想上掌握着他们‘来生’的命运，既是西藏的统治者，又是最大的农奴主。”

    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极大地抑制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使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到20世纪中叶，广大农牧区的农奴反抗和逃亡事件逐年增多，许多原先村落繁盛的地区变得荒凉颓败，封建农奴制在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中走向末路。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解放军进藏时，西藏广大人民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心情就十分迫切。他们哭诉所受的痛苦，焦灼地打听：“噶厦和反动贵族把我们害苦了，什么时候开始改革？”拉萨的65名农民联名给达赖写信：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实行改革。连一些上层贵族都说，照老样子下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悍然发动武装叛乱，被坚决予以平息。当年3月28日，国务院下令解散了压迫西藏人民数百年的西藏地方政府及其所属的军队、法庭和监狱，废止了旧西藏法典及其野蛮刑罚，随后宣布解放百万农奴。

    制度更迭：百万农奴翻身作主人

    民主改革拉开了西藏波澜壮阔的发展序幕。

    这一年，百万农奴分到了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他们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彻夜狂欢，在熊熊的篝火上点燃地契和债约，在无垠的大地上载歌载舞，放声歌唱。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采访中，提到民主改革，99岁的巴珠老人忍不住哼唱起这首歌曲。分到了田地、农具和房屋后，巴珠老人当年就结了婚，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不再忍饥挨饿的生活。

    刚分到土地时，因为小孩多，达吉只能在天亮之前把家务活干完，打理好小孩的吃穿，天亮之后再去干农活。虽然连轴转特别累，但老人说自己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越干越有劲，越干越开心”。“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土地证。”达吉老人说，“那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开端。”

    生活在新制度下的人们，被新生的热情催化出无穷的创造力，推动社会不断向前。

    民主改革后不久，年仅25岁的次仁卓嘎成为一名藏毯编织工人。“民主改革前，女性社会上没有地位。”次仁卓嘎说，“我当上编织工人后，无比珍惜这份工作，决心一定要干出样子来。”凭着这份激情，次仁卓嘎后来成为拉萨市城关区地毯厂厂长，将原有的20余种传统藏毯图案扩展至几百种，带动厂子增收数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