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竟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的资金、人才、技术向农村流动，土地流转、集体产权改革、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等全面推进，涉农民事商事纠纷等各种案件大量增加，如何让基层百姓真正感受到司法公平正义？”在3月13日河南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代表们就“两高”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作为来自基层的代表，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李士强首先抛出问题。

    “为啥执行难？我理解就是三点，一是因为案多人少，二是因为有地方保护伞，三是有的人不接受判决。”话音未落，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就抢着说。同样来自基层，怎么解决村里的问题，他自有高招，“有句俗话，小事解决好了，就没有大事。我们村干部就是要把小事当成大事解决。”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但凡谁家有了矛盾口角，他都要把两家人叫到一起调解调解，“赔个礼道个歉就完了。村干部就怕不管事，把小事当大事做，村里就不会出大事。”

    “连成书记说得对。农村之所以要扫黑除恶，实际就是因为有腐败，就是因为有保护伞。”河南羚锐集团董事长熊维政连连赞同。说到扫除村里的黑恶势力，李连成又“支了个招”：“村干部贪污，数额一般都不大，从法律上来讲可能罪名小，但村里人意见可大了，闹不好就是大事。”他建议，要从源头遏制农村的“微腐败”案件，科学确定定罪量刑标准，严厉打击。

    话题一打开，不少来自基层的代表纷纷发言。他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农村法治建设总体比较滞后，村民法治意识薄弱，亟须更多司法力量沉到一线去、沉到乡村去。“我国最基层的司法机构就是派出所和法院的派出法庭，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基层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切身体会，而当前的司法体系并没有设立到乡到村的检察机构。”李士强就点出了乡村法治的一块“短板”。

    “机构设置可能有局限，但检察机关对基层执法人员的法律监督不能缺位。”李士强认为，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应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机制，沉到一线，靠前监督。此外他还建议，对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宅基地转让、民间小额借贷担保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案件，最高法院应加强指导，规范下级法院的办理，避免“同案不同判”。

    除了执法力量下沉，法治思维的普及也很重要。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解放街道解放村党委书记乔彬建议，进一步加大法律进社区、进农村力度，以更加接地气、简洁明了的方式，对各种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案件进行宣传，送法到乡、送法到村，提升农民的法治素养。

    “新的农业农村厅组建后，职能和职责都有所变化，特别是执法范围进一步扩大，十几部农业法律法规主体都是农业农村部门。同时，项目资金管理、农资打假、农产品质量安全、扫黑除恶等重大任务，都需要法治化的长效管理机制。”从管农业到管“三农”，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宋虎振直言“有诸多不适应”，迫切需要法检机关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支撑。而随着农村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资源如何明权属、赋权能，返乡创业如何营造好环境，也离不开法治保障。为此，宋虎振建议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尤其是在农业全产业链运行方面，震慑不法行为，营造有序经营的良好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