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的政治意义巨大，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2006年，四川省南部县宋家坪村、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黑虎洞村等地的农民，不约而同，自发为取消农业税立碑。取消农业税的社会意义也十分突出。这使得农村干群关系大变：基层干部不再需要收税，也不再可能搭车收费。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转移支付，有助于减少区域差距，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

    提出直接补贴的背景，是加入WTO。当时，针对发达国家成员的补贴问题，我国开始研究直接补贴问题。从2002年，开始进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的试点。2004年，全面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2006年，实行农资综合补贴，其补贴数额最大，远超其他补贴。2015年，实行“三补合一”试点（把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合并为一项）。2016年，全面实行“三补合一”。

    以上补贴，是直接补贴。此外，保护价政策，也是一种补贴，是通过抬高市场价格所实现的补贴。2004年，我国开始对小麦、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2007年，开始对东北玉米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08年，开始对大豆、油菜籽实行临时收储政策；2011年，开始对棉花实行临时收储政策。具体名称不同，本质上都是保护价政策。

    在开始阶段，即2004-2007年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保持不变，低于市场价格，因此，尽管有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但是并没有启动实际的收购。其后，2007-2014年间，保护价大幅提高，结果，使得保护价水平，不仅高于国内市场价格，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国家库存爆满，财政补贴剧增，市场关系混乱：国内过剩时还大量进口，出现了销地价格低于产地价格等各种价格倒挂关系。

    针对这些问题，又进行了改革。2014年，取消了新疆棉花、东北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而代之以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试行棉花目标价格补贴，实现了价补分离、市场定价的积极效果，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操作困难、补贴额大增等问题。于是，又进行了新的探索：2016年，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为实行面积补贴。此后，又尝试对稻谷和小麦的政策进行改革：保留最低收购价格制度，但降低价格水平。

    补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农业事关解决吃饭问题的重大国计民生，农民又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此，给农民补贴，是好事，完全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不过，如何采取适当的补贴方式和渠道，非常重要。补贴方式不当，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会变成政府花钱找麻烦。并且，国家可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总是有限的，应该采用最有效的财政支农办法，让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出最佳的作用。我国按面积补贴强度已经高于欧美，但按人均补贴强度则远远为低，靠补贴是无法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的。最好的补贴是不扭曲市场的补贴，如欧盟的脱钩补贴；最好的支持应当是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