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制度改革的作用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市场制度改革，就是放开市场，实行自由市场交易。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实行全面管控，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能卖给国家，叫统一收购；消费者能够购买什么，购买多少，也是由国家统一规定，实行粮票等票证制度，国家进行统一销售（配给）。实行这种制度的起因，是短缺，是供不应求；而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造成了更大的短缺，更大的供求缺口。

    开放市场的改革，同样是充满阻力和争议的过程。反对改革的人，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另外一个反对改革的重要原因，是很多人不相信市场机制，觉得市场是不受政府控制的，越是重要的产品，越不放心交给市场，怕出乱子。

    因此，农产品市场的放开，是渐进性的；开始是禁止，后来是默许，最后正式放开。这个过程很复杂，产品类别不同，放开市场的时间不同：先是瓜果蔬菜，然后是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然后是粮食，最后是棉花。1993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真正全面取消了粮票。

    市场开放，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开放。这也有一个过程，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开放程度加大。农产品出口补贴取消，进口关税降低，实行了关税配额和非关税壁垒约束等。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日益密切，农产品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度增加，其中，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更是快速增加。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逆差达到500亿美元。其中，仅仅大豆一项，就接近400亿美元。现在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总体上是符合国际比较优势原则的，符合我国弥补土地缺少不利因素的需要。进口的大豆，如果用国内土地来生产，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比全部东北和华北耕地面积总和还多。在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加的开始阶段，有不少人表示忧虑，担心会被出口国作为贸易武器，实行禁运。而今年的中美贸易战，彻底颠覆了这种观念，农产品尤其是大豆，没有成为美国的制裁武器，而是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反制武器。

    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是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地位的明确的正式确认。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的地位和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意义，十分突出。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资源条件不同，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每种产品，都能够在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生产出来，就一定会形成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生产。一方面，会形成大量的地理标志产品，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以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例如，现在有很多地方，一县一品，全县90%以上土地就种一种产品或两三种产品。例如，陕西洛川种的苹果，陕西眉县种的猕猴桃等。在计划经济思维下，以粮为纲，就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区域优势布局和优化的资源配置。现在很多地方形成的特色产品区域化现象，也正是因为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了，从而得以发挥各自的自然条件比较优势，来实现最佳资源配置。

    废除农业税与实行农业补贴促进了社会公平

    历史上，我国农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农业税制度和农产品的低价格制度是重要表现。

    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最早始于公元前594年，春秋时期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制度。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出台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

    15.5%。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90年代末期，农业税费负担日益沉重，农民反映强烈。问题的主要根源，不仅仅是农业税本身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依附在农业税上的“三提五统”，即乡镇和村级摊派提取的各种费用。这些负担，不透明，很混乱，难以控制。于是，进行农业税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研究农业税费改革的过程中，发现找不到一种科学合理的农业税费改革方案。研究来研究去，最终的共识是，最合理的政策，就是取消农业税费。不过，为了取消，需要先规范，因为农业税费是地方收入，取消农业税费之后，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会有很大缺口，中央财政需要进行转移支付支持。这就需要把账算清楚。这样，提出了农业税费改革方案：正税税率为7%；农业税附加税为1.4%。2000年试点，2003年全面实行。2004年开始降减，2006年全面取消。我国2600年之久的农民负担历史，到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