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土壤修复专家、姜农在大姜田调研

□本报记者杜晓文

2016年5月28日，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可以说，这一计划的发布是土壤修复产业的里程碑事件。“土十条”出台一年来，土壤污染与修复成为国家级重点课题。

有业内专家认为，未来数年，全国将迎来土壤修复高峰。这对于饱受“毒地”潜在威胁的老百姓而言，无疑是好消息；对种植者而言，是“可持续发展”与“一锤子买卖”的选择题；更有企业和经销商在土壤修复中发现了商机。然而，虽然土壤修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解决土壤修复的难题并不容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土壤修复产业背后隐藏着三大难题。

成本高，谁来买单？

根据国土资源部与环保部2014年联合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总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超标率最高，超标点位高达19.4%。轻微、轻度、重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是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尤其是重金属镉污染加重，全国土地镉含量增幅最多超50%。公报显示，采矿、工业等污染灌溉用水以及大气污染带来的酸雨、有害物沉降等，是产生土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而要强调的是，化肥并不是土壤污染物，在合理施肥的前提下，化肥并不会对土壤产生破坏。但不合理用肥、劣质肥会对土壤产生一定破坏。就好比人要吃饭，但暴饮暴食、饮食不卫生才是引发某些疾病的原因，错在用法与用量不当，而不是“饭”本身有问题。

污染耕地治理成本高，谁来买单成为难题。

面对体量巨大的被污染耕地，目前全球范围都难以找到经济有效的修复措施。以日本为例，在1968年确定土壤中的镉污染是造成神通川流域老年妇女痛痛病的主因之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治理，863公顷污染土地治理用了33年时间，花费407亿日元，到2013年才宣告治理完成。在美国，超级基金制度管治下的数十万块“棕地”，仅有极小比例的重度污染场地得到修复，大量污染耕地或被闲置，或通过成本相对较低、修复周期漫长的植物、生物等方法进行修复。

有专家表示，发达国家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更加重视污染场地治理，但进行农用地土壤修复的案例很少，中国的技术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卫平曾谈到，农田重金属超标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被污染，30%的原因是土壤本身的酸化，还有30%的原因是农民长期过量施用氮磷钾大量元素肥，忽视锌镁锰等微量元素，导致土壤体系不健康。对于耕地来说，改良比修复更重要。因为大量土壤正在退化，像新疆、内蒙古的盐碱地等，如果能将这些土壤进行改良，实现资源再利用，将对粮食安全提供更大保障。美国地广人稀，污染的农用地通常是不进行修复的，而是弃耕或者改种其他类型的作物，修复成本太高；主要进行城市污染场地的修复。

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法》及其他发达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全覆盖的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十分必要。2016年年底，根据国家财政部《关于土地治理项目计划编报事宜的通知》，与土壤修复相关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与“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最高补贴金额可达每亩1500元，政府已经对土壤修复展开实际行动。

记者在多地走访中了解到，一些农业主产区的土壤可能并没有达到“污染”的程度，而隐藏在“高产”背后的土壤破坏的确严重。这种破坏情况多样，原因复杂，如菌群失衡、土壤缺素、腐殖质缺失、酸化、盐碱化等一系列问题。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农产品产量与品质，最终对种植者的收入产生影响。对这类土地，需要“保护”与“修复”相结合，需要长期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