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风是上海松江区腰泾村村民。几年前，他从外企辞职，回村流转了200多亩土地，还发展起生猪养殖，成立了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在腰泾村，17户这样的家庭农场，管理着全村1915亩地。说起今日的生活，李春风由衷感叹，“现在种地比打工赚钱多了。”
　　李春风的成功源自于土地经营权的放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土地承包确权颁证，为“长久不变”打下基础；承包地“三权分置”，扩大了土地的权能；允许承包经营权抵押，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作为新的制度安排中的新亮点，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我国“三农”事业新发展增添新动力，带来新活力。
　　土地变“活”，进一步释放农村生产力
　　家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大定桥村的何晓英，如今成了村里的创业明星。可当初回乡时，她也曾遭遇两难。
　　“作为农民，咱最擅长的还是种地。”当地产的草莓汁多肉嫩，在成都等周边大城市很有市场，何晓英发动村里能人，流转了上百亩土地，成立了草莓合作社。“土地‘活’了，家门口就有好的创业机会，会有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返乡发展。”何晓英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建立分包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经营权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分离，实现“一权变两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次分离。这次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经营自主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但是，农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要求土地流转，改变“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土地细碎化现象。可很多农民担心承包经营权流转出去，就要不回来了，宁撂荒不流转。经营权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次分离，让土地变“活”，是对农村经营主体变化、农地流转等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调整，有利于农村生产力解放。
　　基层不断探索。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探索已在各地展开。重庆、江西、浙江、安徽、四川等地通过出台文件，鼓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顶层设计发力。从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制度框架不断明晰。
　　截至2015年底，全国2.3亿户承包土地农户中约有6600万户或多或少流转了土地，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4.43亿亩，占比达33.3%。农业专家认为，推动土地流转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经营提供广阔空间，同时还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
　　活权先要确权。
　　在黑龙江省方正县，随着土地经营权确权工作不断推进，农民的土地有了新的“身份证”。八名村村民陈先发说，过去在外打工，总觉得把地流转出去不踏实。如今，一证在手，心里有底。他以自家12亩土地入股合作社，合同签到了2027年。
　　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2434个县、2.6万个乡镇、43.8万个村开展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真正让农民吃上放心投入、放心流转的“定心丸”。
　　活权要规范流转。
　　目前，各地正加紧构建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土地经营权市场交易体系。村有服务站点、乡镇有流转中心、县市有交易市场的流转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县（市）级以上土地流转交易市场达到1324个，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达到17268个。
　　规模经营，提升农业发展竞争力
　　“谁来种地”？近几年，关注农业的人对于这样的追问恐怕都不陌生。
　　的确，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经营发展到今天，面临成本和价格的双重挤压，要提升农业的竞争力，经营方式亟须转变。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今天，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也亟须新的经营主体弥补家庭经营的局限。
　　在重庆市巫溪县花台乡，12户农民成立了龙泉溢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200多亩土地。“以前总埋怨大山，山路崎岖，其实我们是守着‘宝贝’过苦日子。”合作社负责人姚维元说，合作社发展了5亩草莓，60亩果桑，40亩脆李，还配套了采摘、餐饮、住宿等一条龙服务。不仅这12户村民走上了致富路，也吸引其他村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