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阶段一般因为人地矛盾尚不尖锐，资金短缺和技术水平落后，城市吸力和乡村推力都是缓慢释放。因此要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城镇人口才从百分之几或十几上升到二十几或三十几。随着工业化基础的逐渐建立，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长，各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明显超过前一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这时城镇吸力和乡村推力都同时增大，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城镇化水平从原来百分之二三十很快突破百分之五十，而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乡村人口经过相对数量的减少和绝对数量的减少以后，农业劳动力的实际规模已经不大，为了保持社会必须的农业生产规模，乡村剩余劳动力趋于减少，需要相对稳定在一定比例，乡村推力逐渐削弱甚至可能基本消失。

　　城镇方面，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再主要依靠活劳动的增加，而是依靠物化劳动的增加，城市工业剩余的大量劳动力相应在城市内部调整而走向第三产业，城市吸力也逐渐削弱。城镇人口比重必然进入一个增长缓慢，甚至相对停滞的时期。

　　城镇化不可能一直处于加速状态

　　记者：您认为我国城镇化未来会一直加速进行吗？

　　周一星：2005年我的学生兼同事陈彦光博士，对Northam曲线进行了修正和改进。得到一个与Northam三阶段模型大致对应的四阶段模型：即初期阶段、中期加速阶段、中期减速阶段、后期阶段。

　　如果具体到国家或区域，可以转换成下面的说法：(1)以前说的城镇化中期阶段，实际上包含中期加速和中期减速两个小的阶段；(2)当城镇化水平达到饱和值的一半时，城镇化速度最快，此后，正常情况下就会减速；(3)知道城镇化速度最快时的城镇化水平，可以大致推断出城镇化的饱和值。

　　提高城镇化水平应杜绝“新大跃进”思潮

　　记者：中国当前的和未来的城镇化能不能从上面的理论分析，获得一点启示呢？

　　周一星：我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时，进入中期阶段。以后速度渐快。在2000年后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速度以一年1.3～1.4个百分点增长时，已经达到最高速度。在这个时候，我国相应的城镇化水平大体在40%左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中国大陆常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已占总人口的49.68%。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我国未来的城镇化速度只会趋于在快速基调上的减速，而再不会趋于提速。

　　战略重点应转向“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记者：如果说城镇化进入减速阶段，您认为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周一星：我以为，当我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今天，城镇化在继续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的同时，应将战略重点转向“关注城镇化的质量”。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城镇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的高水平、高速度是把双刃剑，有有利的一面，也会带来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可以从城乡两个方面着手：

　　在城市，要重点解决外来农民工的定居问题。努力降低进城农民在城市定居的门槛，让他们在城市有温暖的核心家庭，也能享受城市医疗、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充分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让进城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由此来体现社会主义公平的人文精神。

　　在乡村，要利用城镇化大潮下乡村人口已经在绝对减少的有利形势下，进行现代农业的深度开发(有新型工业化，可不可以有新型农业化？)，培育农业产业化市场体系，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逐步缩小城乡在收入水平、知识水平和文明水平上的差距，让乡村居民同样能享受到城镇化时代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