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锋说，大豆、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之所以难以为继，主要是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进来，同时又不愿意以市场价卖出去，结果连年“进多出少”，粮食库存越来越高。这才是导致当前“高仓满储”的直接原因。泰国大米当年也是类似的情况，英拉政府出台的大米典押政策，计划高价收购、高价卖出，结果却是高价收购容易，高价卖就困难重重。大米积压导致没有仓容收购新粮，更重要的是资金不能回笼，泰国政府财政资金吃紧，没有钱来执行原定的收购计划。目前我国大豆、玉米所处的境况还没有到泰国大米那种地步，但是未雨绸缪，及时修整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功不可没，粮食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据国家粮食局统计，截至9月30日河北等11个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6630万吨，江西等8个主产区累计收购早籼稻795万吨；江苏等6个主产区累计收购中晚籼稻145万吨，同比增加40万吨。

　　据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韩建峰介绍，截至9月30日托市收购结束，河南省共分5批启动收储库点1371个，收购托市小麦895万吨，占全省夏粮收购比例的46%，占全国小麦托市收购比例的43%，粗略估算可帮助农民直接增收近15亿元。另外，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院长兰勇也称，今年托市收购期间，仅湖南省就收购新早稻 243 万吨（含中储粮轮换收购新早稻），其中最低价收购 143 万吨，通过托市直接促进农民增收8.16亿元。兰勇认为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以来，对稳定粮食生产、维护市场稳定、保障农民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政策本身并没有错。

　　当前，国际国内粮食市场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各行各业正在进一步向市场化改革的深水区迈进，对有关政策适当进行调整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尽管要经受短暂的“阵痛”。

　　兰勇认为，中储粮作为国家授权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执行主体，会同有关方面积极组织开展政策性粮油收购，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了种粮农民的基本收入。这一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中储粮、地方国有粮食部门以及承担政策性收购的相关企业，都是功不可没。

　　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储粮累计完成托市和临储粮收购5.6亿吨，政策性销售4.1亿吨。在此期间，国际粮价几次年度波动幅度超过40%，而国内原粮价格涨幅保持年均10%左右的温和水平，成功应对国际粮食危机冲击，促进了我国宏观大局稳定。“实践表明，近年来我国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和具体措施总体是得力的，有效的。”兰勇说。

　　湖南大学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丁军强教授表示，国家建立最低收购价政策本身没有错。欧盟等发达国家也有最低收购价政策，只是其价格不是太高。托市收购政策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保障新粮收购价格不低于最低收购价，维护种粮农民利益。但“三农”问题涉及面很广，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一个托市收购政策或者临储收购政策就能完全解决农民的家庭收入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站在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根据粮食生产和市场情况，适时对有关政策进行调整，做出“上调、下调及维持价格不变”的决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要求。收储政策变革对 “卖粮难”带来了直接影响，但不是根本原因。“出现卖粮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包括生产、储备、销售，以及经济、社会、消费习惯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丁军强说。

　　年大米加工能力6.5万吨、现有仓容2万吨的湖南君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章云亮说，农民“卖粮难”的实质不完全是粮食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所面临的系列问题之一，因为目前农业仍然是最弱势的行业。由于政策性收购体制单一，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导致农民不愿意种市场需要的高端产品。

　　多年以前出售粮食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外出务工工资却成了粮食主产区大部分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村劳动力少，短期回乡收割的村民由于要抓紧返城上班，纷纷急着卖粮、扎堆售粮，也是出现“卖粮难”的直接原因。章云亮建议国家继续加大对主产区粮食外销的支持力度，对产销衔接、标准制定、物流绿色通道给予更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