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片的回望——忆杜老

（ 2015年10月24日  03 版）

    吕明宜

    10月9日早晨，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浏览一下新闻，看到了杜润生去世的消息。已过百岁的杜老近几年身体状况不大好，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我感到很突然。现拾起几张历史碎片，权作对杜老的怀念。

    我与杜老并不熟识，只能算认识。与杜老结识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农业部办公厅做文字工作，也参与一年一度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当时全国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负责改革的是杜老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涉及农村改革的内容须征求农研室的意见，由农研室审定。在每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要多次与农研室沟通，这样我也就多次随领导去过农研室，也曾几次见到过杜老。

    后来，我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这个单位的前身就是杜老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在这里有他一间办公室。杜老卸任所有的职务后，每天就到这间办公室工作。每逢年节，我都要去他那里问候，也不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农研中心主办的研讨会我也请他参加过几次。

    第一次见到杜老是1986年，地点是位于北京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这里曾是清代的礼王府，杜老的办公室是几间古旧的平房。上个世纪80代初，一群以年轻人为主体，不同年代、不同职级、不同身份的人汇集在这里，掀起了打破中国农村传统体制的改革大潮。杜老是这个团队的旗帜和灵魂。

    杜老曾调离农口20多年，文革结束后，才重回农口，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当时，拨乱反正远不像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打破农村传统体制从上到下阻力重重。农村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杜老领导他的团队绕开暗礁，迂回前行，以智慧和勇气完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旅。

    一场惠及几亿人，划时代的改革，波澜壮阔，石破天惊，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改革的长河没有笔直的，这是河水和大地妥协，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需要何等的智慧。

    2004年，在杜老的倡议下，建立了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和奖励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和创新活动。耄耋之年，杜老还提出“两个善待”，善待农民，善待大自然；强调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改革要过好市场关、民主关。

    杜老百岁寿辰时，多位著名学者联名给杜老献上了致敬辞，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

    杜老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文字水平和演讲能力相当出色。

    1988年，杜老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导的会议，农业部派了3个人参加会议的文件组，我是其中之一。在会前翻阅文件时，没有见到杜老的讲话稿，农研室的人告诉我，杜老讲话从来不用事先印好的讲话稿。那次，杜老讲话时，主席台上坐着多位中央领导，台下是各省市区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相关部委的领导。时年75岁的杜老只拿着一页纸的提纲，侃侃而谈，一个小时的讲话，不用改一个字就是一篇非常有深度和文采的文章。

    我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工作时，每年春节前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老同志聚会，已届90岁高龄的杜老是聚会的核心。许多参加当年5个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的人和部分当年地方主管农村工作的省级领导，曾在农研室工作过的人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别于我们通常见到的春节茶话会，通常是杜老做个“主旨讲话”，大家就“三农”热点问题讨论。

    农研中心主办的会，我们都希望杜老能参加。杜老本身就是张最好的请柬，有杜老参加的会，很多我们很难请来的人都会参加。大家敬仰的不仅仅是他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贡献、他的学识，还有他的高尚节操和独立人格。到中国科学院后，杜老在“反右运动”中，提出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把学术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在文革中，杜老和中科院的主要领导一起向中央建议，要保护科学家，保护科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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