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等把中国农业正在经历的转型称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们认为，近些年来，政府鼓励私人、集体或国有公司进入农业，还经常采用“龙头企业”等机制把工业资本引入农业生产。政府鼓励资本下乡、带动农民发展，但“带动”的可能性和限度值得思考。熊万胜等认为，让一个本质上市场化的组织实现合作化的目标，如何可能？

　　4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马克思观察到，以前各种类型的阶级社会对劳动力进行的是法律与政治上的强制，譬如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即“超经济强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已经被“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所取代。

　　市场对农民的强制是隐蔽而悄无声息的。虽然市场经济的趋势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中的所有要素都必然而全面地被商品化，但是，它却意味着人们无法在商品关系与其强加的原则之外进行再生产。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又不得不离弃农村，他们一只脚站在城市，另一只脚还留守农村。

　　在中国，很多农民无法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来维持生计，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这一庞大的劳工群体在城市建设和国家发展中献出了自己的劳动，得到的却是极低的劳动报酬，甚至不足以支付家庭再生产。所以，家庭再生产费用的另一部分，还需要通过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甚至儿童的农耕活动去满足。

　　尽管农村劳动力被加以流动“自由”和劳动“自由”的冠冕，然而，如果他们“选择”不外出务工以换取劳动报酬会怎样？他们的家庭生计、子女教育又会怎样？这种自由的实质无非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下的“非如此不可”，即很多农民要么外出谋生，要么全家受穷！

　　三、锄头+薪水：农村商品化的结果

　　徐勇认为，对于生存社会来说，商品化过程的影响极具颠覆性：进入市场后，农民被卷入一个陌生、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社会里，在生存型的实物经济时代，农民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而在货币经济时代，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

　　在农村调查中，不止一位农民反映，农业投入在逐年递增，农民对于外购种子的依赖愈发强烈，使用的化肥种类在不断增多，用量也渐渐变大；一对农民夫妇，为了女儿上初中的择校费，曾经一连两年同时从事加工服装、买卖食品以及种植养殖等多项工作，那位妇女由此落下颈椎相关的病根；还有一位农民，在面临治疗突如其来的重病和承担儿子结婚盖房的双重欠债下，六十多岁了还挺着疲弱的身躯，艰难地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商品化机制，支持的是一个生产与消费无限往复的过程，又正是这个过程，使金钱变得尤为重要。对于农民来说，钱从哪里来？种地卖粮食远远不够，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农民为了实现再生产，不得不既从事农业活动，又外出务工。科德尔等用“锄头+薪水”精炼地勾画出务工者为薪水而劳动的资本主义领域以及前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的家户领域（农民挥舞着锄头）的一种结合。

　　“锄头+薪水”也恰当地解读了中国农村家庭的现实处境。改革开放之初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由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逐步商品化和货币化，很多农民无法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维持生计，因而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