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以往帮助农民家庭度过荒年的许多辅助职业减少或消失了，更大的问题是地方森林资源、村有荒地和公共牧场逐渐消失了。斯科特指出，大部分林地被用于商业木材采伐；森林不再是农民、游牧者和“部落”居民的公用地，这意味着直接减少了他们可以从林地中获得的、用以维持生计的资源，农民的家庭经济变得愈加脆弱。

　　从前一直像空气一样免费的、现在仍然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的资源，突然间不容许他们沾边了。同时，出于增加税收的目的，曾经公有的在河流中捕鱼的权利被拍卖给私人投标者。总之，之前属于农民们自然权利的东西也被剥夺了。

　　二、强制+鼓励：农村商品化的机制

　　1生存资料的商品化

　　伯恩斯坦指出：“生存资料的商品化”是指过去属于“独立”小农的生存资料的要素（因此也是再生产的要素）逐渐受控于市场交换及其强制力（商品化）的过程。生存资料的商品化意味着人们无法在商品关系与其强加的原则之外进行再生产。

　　对农民而言，以前生存资料的获得至少可以通过非市场渠道获得。而商品化之后，非市场的纽带被消解，农民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越发需要购买。农民的生存越发依赖于市场关系，脱离市场关系将无法生存，这就是生活资料的商品化。

　　进入市场的农民发现，他们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钱，也越来越受到自身控制不了的价格波动的伤害。

　　在生存资料商品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土地的商品化。波兰尼认为，经济功能只是土地许多重要功能中的一种，而将土地和人民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那样将无异于对他们的毁灭。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一旦不由农民掌握，农民的生存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2强制商品化

　　商品化对一部分农民来说是“强制的”。伯恩斯坦认为：“强制商品化”意味着商品化并非自由的选择，而是被限制的“自由”。强制商品化导致农民与剥削者形成更加依赖和奴性的关系。

　　古学斌等指出，在当下中国，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即使贫困地区的地方官员也相信工业化和农业商品化才是脱贫的灵丹妙药，他们不顾农民是发展主体的事实，违背农民优先看重生存保障的生活逻辑，一厢情愿地将农民推入市场的不确定之中。

　　四川省富顺县互助镇打着退耕还林的旗号，强制农民停止种小麦而改种某些经济作物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农民对此满腹愁怨，一位村民说，“前年栽竹子，去年又栽柑橘，害怕到明年还要栽苹果，年年都是栽了又挖，栽起来的苗子又给拔掉，总之一点东西都没生产出来。”如此“折腾”农民真是为了农民致富，还是地方政府另有所图？

　　近年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之类的发展思路为各级政府所热捧，一时间，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由强制推行大规模专业化、单一种植的浪潮在全国各地展开。是谁站在何种立场上主张调整产业结构的呢？从下面这则新闻报道中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在甘肃省宁县米桥乡，农民不懂得也不愿意种植苹果树，但县政府却主张在公路沿线原先种植小麦的基本农田上种苹果，号召“发展苹果产业、促进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富民强乡”，并提出在干部中树立“以果看干部、以果用干部、果园出干部”的长期抓果意识、责任意识和干部提拔用人机制，大多数村民改种苹果树后没有收到任何补贴，还得买粮食吃，“惠农”口号实为伤农行为。

　　3“鼓励“农民进入货币经济体系之中

　　伯恩斯坦指出：在世界很多地方，农民（包括游牧者）并没有被驱逐，而是被“鼓励”进入到货币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农产品生产者和劳动力。这些“鼓励”的方法包括：税收、强迫种植某些作物、劳役制或签订劳动合同。

　　主流话语均宣称以深化商品关系来提高农业生产的战略给农民带来了福利，但现实却展示了一幅幅与主流叙事相左的画面。农民发现，当他们响应政府的“鼓励”，张开双臂拥抱商品化策略时，却被“锁入”商品关系之中而无法脱身。即使在免除农业税或出台其他惠农政策的背景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总在不停涨价，农民感到光靠种地根本无法维持家庭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