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进入市场后，农民被卷入一个陌生、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社会里；在生存型的实物经济时代，农民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而在货币经济时代，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变迁，都经由一个显着的社会机制，即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农村商品化进程。

　　市场化和商品化进程是否真的增加了农民的福利？不尽然。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他们面临的选择虽然各式各样，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却殊途同归：坚守农村的，仍然在种植粮食、栽培林果蔬菜、驯养家禽家畜，但收入对比开销如九牛一毛；进城务工的，满眼灯红酒绿、物欲横流，却在城市的另一隅从事着艰辛的体力劳动，接受着只可养家糊口的基本收入，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乡亲。

　　身处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的农民们，看似驶向不同的远方，却难以逃脱颠沛流离、疲于奔命的种种现状。

　　经济增长显着、消费种类多元、农民生活需求不断膨胀，我们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化进程在中国农村各个角落的渗透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国家与农政带来的种种变迁。但是，对市场化背景下的农村变迁考察，我们需要从商品化的视角解读“商品关系如何内化于小农经济及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之中”。

　　一、自主性的式微：从生存经济到商品经济

　　一位河北某村庄的农民，曾经因为养兔子、炸油条等区别于同村其他人的创收方式致富。2011年，他还在炸着油条，但已经不养兔子。这位农民说：

　　“我们老百姓，都是哪里扎堆往哪里钻，见人家种的好就跟风，结果自己眼光能力不足，猜不中什么能卖高价，又挨不过贱价的时候，最后变成：今年种这个明年种那个，年年忙，年年却也没收获。唉！小农意识啊！”（一位河北农民语）

　　根据伯恩斯坦的定义，商品化是一个过程，是指“生产与再生产的要素来自市场交换，并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它受市场交换的原则与强制力制约”。

　　在经历商品化过程之前，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不是为了商品交换，而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我们称这样的经济形式为生存经济，这样的社会形态为生存社会。

　　伴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出现和扩大，人类逐渐进入了商品社会。当人类生产和经济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经济关系强调的是交换时，我们称这种经济形式为商品经济，它是相对于生存经济而言的。

　　1生存经济

　　在生存经济中，农民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尽管农民过着与城市人不尽相同的生活，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时种地、闲时娱乐，家庭和睦、合家团圆，生活缓慢而怡然自得。

　　他们之所以有这份闲情逸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存、生活大权基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有很高的自主性，有较为确定的保障。他们付出的辛劳基本可以与农业收成成正比，可以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生存社会，很多农民家庭会养蚕、养鸡、养猪，或者做粉条、豆腐以及纺织、编织或制作一些手工制品在赶集的时候买卖。这就是斯科特所说的“退却方案”，是农民生存的“安全阀”。

　　农民的生活还有赖于大量的公共资源。森林资源、村有荒地都曾经令村民对于生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例如，森林除了提供木材和收入的功能外，还发挥着其他很多对老百姓的生活而言非常重要的功能，体现出了显着的森林多功能性。

　　在生存社会，农民享受着许多大自然的馈赠，这些馈赠满足了农民的一部分重大需要，如农民不花钱就可以从公共荒地上弄来盖茅草屋的草料、竹子和木材，还可以到附近的池塘、小河中钓鱼，等等。这些大自然的赠品对农民来说触手可及。

　　2商品经济

　　在商品经济中，经历了商品化过程的农村社会，农民首先面临着市场的不安全性。一位河北的果农解释道，“个人把握不了市场行情。（水果）长好长坏，可以把握得了，但卖多卖少，把握不了。市场价格实在闹不明白。”孟德拉斯发现，“变化无常的市场行情可能使农民生产的商品丧失一切价值”。

　　在商品化之后的农村社会，乡村保护功能逐渐弱化或被破坏。不仅如此，生存经济中的“退却方案”与公共资源在不断消逝，农民生存的“安全阀”不断减少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