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改善了，房子盖得比别人大，家电比别人家齐全……农民还能图啥？”袁洪兴为自己辩解。但他们显然不会理财，手头有多少钱，都是一个糊涂数。每次给农户发租金或工资，也是两人各掏一半，从不记账。

　　“每年最开心的是什么？年底数钱吗？”“数钱？拿到钱就要考虑来年怎么投资，根本没想过存起来或者怎么花。”袁洪兴似乎对挣多少钱没啥感觉，只是一轮又一轮地往土地里投入。开心的事不多，担心的事倒不少。“种地靠天收，什么时候能不操心呢？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我们这里是梅雨；玉米收获时，经常刮台风。”袁洪兴叹了口气，“农民啊，就是劳碌命！”

　　“他们的确挣了点钱，但我真的不羡慕。”包汤兵笑着说，如果他不是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宁愿到企业打工或做做零活，也不愿以种地为生。“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袁洪兴他们还在地里转悠呢。”

　　对于外来户潘广时来说，操心的事更多了。当年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管理，他携爱人和女儿到启东种地为生，至今已有15年。托管了1000多亩耕地，其中有600多亩在光明村。“去年在海复镇安东村种的西瓜，长得挺不错，可最后基本上给偷光了，都不知道找谁去理论。”潘广时一脸无奈地说，“原本打算每家每户送两个……今年，我在那里种了麦子。”

　　种地者谁

　　传统农民逐步退出，职业化农民逐渐成为种地主力，暂时解决了无人种地的问题，维持着一种平衡，但很多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

　　出租土地的农民不种地，却照样拿着国家的补贴。潘广时说，土地的租金这几年一直在长，如果单独与农户签约，零碎的土地每亩年租金在400元左右，如果村里将土地归拢成片出租，租金就可能上升到600元甚至800元，但种地的他却拿不到补贴。面对一些村民可能继续提高地租，南阳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托管大户可以与农民协商，理由就是村民已经拿到补贴。但潘光时依然郁闷：“前几年我种的小麦遭遇台风，上级财政发放的小麦补贴，照样打到了土地承包户账上，我分文没有。种地人不享受补贴，不种地的人却因天灾而拿补贴，这不公平。”

　　死人有耕地，活人却没田。“这一问题现在很突出，很多人户口在农村，却没有责任田，因为没地可分。”包汤兵解释说，政策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这是高压线，没人敢碰，“在我们村，1990年9月30日以后出生的人至今没有责任田，这样的村民有355位。”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种地收益有限，一些农民不想缴纳税费，耕地撂荒严重，也因此成就了勇于冒险的种粮大户。还有些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明确提出不要责任田。光明村18组的刘鑫星兄弟三人，放弃了名下的10亩承包地，一起外出创业。如今，看到责任田不仅有补贴，还有固定的租金，他们很想要回来。

　　“每个村民小组，都有5户以上的人家提出调整土地承包权。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很麻烦。”包汤兵说，1998年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时，那些农民抛弃的田亩，明确当时谁种就归到谁名下，这样的地约占30%左右。“如果能够5年或10年进行一次微调，矛盾就不会这么突出了。”袁兵说。

　　显然，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佣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启东市农委党委书记施建伟说，以后种地的人未必是农民，他们还可能是市民、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既可源自传统农民，也可源自非农产业中有志于农业的人。只要对种地感兴趣，或者认为农业值得投资，完全可以像上班一样来种地。而农民则可以凭借其身份，将土地视作一种资产，并且是一种可以增值的资产。果真如此的话，未来的农村管理就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但具体完善什么？怎么完善？基层还没有太多考虑，记者也一时想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