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佣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这一变化，在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光明村表现得十分明显。光明村村民曾经靠经营大棚蔬菜致富，但这并没能阻挡村民外出的步伐。一代一代村里人往外流失的同时，一批一批外地人前来租地耕作。地没有荒，种地的人，却换了。

　　传统农民去哪了

　　滚滚长江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年复一年，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沙洲。沙洲在不断延伸，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就逐渐形成广袤肥沃的沙地，启东便是这块沙地中最年轻的一块。1928年设县时，以“启吾东疆”之意，命名为启东县，1989年撤县建市。

　　光明村地处南阳镇最东部，距离广袤的黄海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因农作物的更替和成长发生显着变化。方正的耕地周边，点缀着横平竖直的村落和道路。

　　5月7日，晴，暖暖的春风，拂过正酝酿丰收的大地，油菜籽已经很饱满，大片的麦子正在悄悄泛黄。目前还没到收获时节，大型农机这些天仍然“躺”在仓库里“无事可干”。面对即将到来的夏收，52岁的曹燕飞显得心事重重。

　　“今天本来想找3个人打药水，找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愿意来。”黝黑的曹燕飞无奈地说。愿意揽这份活的是位60岁的男性村民，一上午用机动喷雾器打了56桶水，下午还得接着打。“按桶付钱，每桶4元，他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曹燕飞说，打药水是为防止小麦患赤霉病，没人打水，小麦很可能发病。

　　曹燕飞和59岁的袁洪兴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两人合伙种地230多亩，其中有100亩在光明村。“打药水要人工，种西瓜要人工，摘豌豆同样需要人工。”袁洪兴说，摘豌豆时最多每天要雇佣200多人，但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种田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老，光靠机械化，也不行啊”。

　　种地的农民都去哪了？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算了一笔账：全村1105户，2475人，有1000多人常年在外，其中近一半出入建筑工地，做木工、泥工、钢筋工等，干的都是力气活。“这些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十七八个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回转的，‘农’字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光明村18组村民组长陆冠球也掰着手指头数给记者听：“我们组共98人，正好有一半人在外。经商13人，工地打工21人，企业上班13人，海边养殖2人。”和全村的情况一样，18组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光明村老支书袁兵今年59岁，是18组种地人中最年轻的。“10年以后，还会有多少人种地？那时候我估计也种不动了。”袁兵说。

　　出去打工的农民还会回来吗？“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肯定会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袁兵说，那些在镇上、城里买了房子的村民，肯定不会回来种地了。

　　陆冠球又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我们组一共有13个人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近海镇、南阳镇买了房子。他们基本上在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扎根了。”

　　职业化农民登台亮相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正逐渐离开土地和农业，转变为城市非农劳动者，其余的小部分则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这样的职业农民将保持较低的数量规模，并逐步脱离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水平仍然非常低。

　　光明村共3900亩耕地，其中1000多亩托管给了5个职业化农民。除了本地的袁洪兴和曹燕飞托管的100亩地外，其余均被来自连云港的外地人托管，均以种粮为主。

　　袁洪兴和曹燕飞原来是附近农场的职工，两人合伙种地10多年。与外地人相比，他们的耕作更精细。“外地人许多时候是粗放型的，大量使用化肥，土地容易板结。我们是轮换使用有机肥和化肥，更注意保护土壤肥力。乡里乡亲的，把土地种坏了会被人家说的，外地人却可以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人。”袁洪兴说，收成正常的话，每亩每年能赚1500元。10多年的种粮大户，显然已经挣了不少钱，但袁洪兴朴素如常，头发上沾满灰尘，手上满是老茧，似乎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

　　“当然有改善了，房子盖得比别人大，家电比别人家齐全……农民还能图啥？”袁洪兴为自己辩解。但他们显然不会理财，手头有多少钱，都是一个糊涂数。每次给农户发租金或工资，也是两人各掏一半，从不记账。

　　“每年最开心的是什么？年底数钱吗？”“数钱？拿到钱就要考虑来年怎么投资，根本没想过存起来或者怎么花。”袁洪兴似乎对挣多少钱没啥感觉，只是一轮又一轮地往土地里投入。开心的事不多，担心的事倒不少。“种地靠天收，什么时候能不操心呢？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我们这里是梅雨；玉米收获时，经常刮台风。”袁洪兴叹了口气，“农民啊，就是劳碌命！”

　　“他们的确挣了点钱，但我真的不羡慕。”包汤兵笑着说，如果他不是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宁愿到企业打工或做做零活，也不愿以种地为生。“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袁洪兴他们还在地里转悠呢。”

　　对于外来户潘广时来说，操心的事更多了。当年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管理，他携爱人和女儿到启东种地为生，至今已有15年。托管了1000多亩耕地，其中有600多亩在光明村。“去年在海复镇安东村种的西瓜，长得挺不错，可最后基本上给偷光了，都不知道找谁去理论。”潘广时一脸无奈地说，“原本打算每家每户送两个……今年，我在那里种了麦子。”

　　种地者谁

　　传统农民逐步退出，职业化农民逐渐成为种地主力，暂时解决了无人种地的问题，维持着一种平衡，但很多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

　　出租土地的农民不种地，却照样拿着国家的补贴。潘广时说，土地的租金这几年一直在长，如果单独与农户签约，零碎的土地每亩年租金在400元左右，如果村里将土地归拢成片出租，租金就可能上升到600元甚至800元，但种地的他却拿不到补贴。面对一些村民可能继续提高地租，南阳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托管大户可以与农民协商，理由就是村民已经拿到补贴。但潘光时依然郁闷：“前几年我种的小麦遭遇台风，上级财政发放的小麦补贴，照样打到了土地承包户账上，我分文没有。种地人不享受补贴，不种地的人却因天灾而拿补贴，这不公平。”

　　死人有耕地，活人却没田。“这一问题现在很突出，很多人户口在农村，却没有责任田，因为没地可分。”包汤兵解释说，政策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这是高压线，没人敢碰，“在我们村，1990年9月30日以后出生的人至今没有责任田，这样的村民有355位。”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种地收益有限，一些农民不想缴纳税费，耕地撂荒严重，也因此成就了勇于冒险的种粮大户。还有些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明确提出不要责任田。光明村18组的刘鑫星兄弟三人，放弃了名下的10亩承包地，一起外出创业。如今，看到责任田不仅有补贴，还有固定的租金，他们很想要回来。

　　“每个村民小组，都有5户以上的人家提出调整土地承包权。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很麻烦。”包汤兵说，1998年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时，那些农民抛弃的田亩，明确当时谁种就归到谁名下，这样的地约占30%左右。“如果能够5年或10年进行一次微调，矛盾就不会这么突出了。”袁兵说。

　　显然，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佣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启东市农委党委书记施建伟说，以后种地的人未必是农民，他们还可能是市民、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既可源自传统农民，也可源自非农产业中有志于农业的人。只要对种地感兴趣，或者认为农业值得投资，完全可以像上班一样来种地。而农民则可以凭借其身份，将土地视作一种资产，并且是一种可以增值的资产。果真如此的话，未来的农村管理就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但具体完善什么？怎么完善？基层还没有太多考虑，记者也一时想不清楚。

　　南阳镇党委副书记陆健有另一个担心：“当外地承包户成为某个村子的种地主力时，他们就可能提出新的利益诉求，甚至垄断村里的发言权，村集体和村民的声音就会很弱，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的确，当“土地保姆”成为主人，原来的农民还是农村的主人吗？那时候，地肯定会有人来种，但种地的人是谁、什么是农民、农村是什么，估计都得重新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