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佣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这一变化,在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光明村表现得十分明显。光明村村民曾经靠经营大棚蔬菜致富,但这并没能阻挡村民外出的步伐。一代一代村里人往外流失的同时,一批一批外地人前来租地耕作。地没有荒,种地的人,却换了。
传统农民去哪了
滚滚长江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年复一年,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沙洲。沙洲在不断延伸,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就逐渐形成广袤肥沃的沙地,启东便是这块沙地中最年轻的一块。1928年设县时,以“启吾东疆”之意,命名为启东县,1989年撤县建市。
光明村地处南阳镇最东部,距离广袤的黄海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因农作物的更替和成长发生显着变化。方正的耕地周边,点缀着横平竖直的村落和道路。
5月7日,晴,暖暖的春风,拂过正酝酿丰收的大地,油菜籽已经很饱满,大片的麦子正在悄悄泛黄。目前还没到收获时节,大型农机这些天仍然“躺”在仓库里“无事可干”。面对即将到来的夏收,52岁的曹燕飞显得心事重重。
“今天本来想找3个人打药水,找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愿意来。”黝黑的曹燕飞无奈地说。愿意揽这份活的是位60岁的男性村民,一上午用机动喷雾器打了56桶水,下午还得接着打。“按桶付钱,每桶4元,他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曹燕飞说,打药水是为防止小麦患赤霉病,没人打水,小麦很可能发病。
曹燕飞和59岁的袁洪兴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两人合伙种地230多亩,其中有100亩在光明村。“打药水要人工,种西瓜要人工,摘豌豆同样需要人工。”袁洪兴说,摘豌豆时最多每天要雇佣200多人,但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种田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老,光靠机械化,也不行啊”。
种地的农民都去哪了?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算了一笔账:全村1105户,2475人,有1000多人常年在外,其中近一半出入建筑工地,做木工、泥工、钢筋工等,干的都是力气活。“这些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十七八个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回转的,‘农’字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光明村18组村民组长陆冠球也掰着手指头数给记者听:“我们组共98人,正好有一半人在外。经商13人,工地打工21人,企业上班13人,海边养殖2人。”和全村的情况一样,18组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光明村老支书袁兵今年59岁,是18组种地人中最年轻的。“10年以后,还会有多少人种地?那时候我估计也种不动了。”袁兵说。
出去打工的农民还会回来吗?“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肯定会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袁兵说,那些在镇上、城里买了房子的村民,肯定不会回来种地了。
陆冠球又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我们组一共有13个人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近海镇、南阳镇买了房子。他们基本上在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扎根了。”
职业化农民登台亮相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正逐渐离开土地和农业,转变为城市非农劳动者,其余的小部分则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这样的职业农民将保持较低的数量规模,并逐步脱离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水平仍然非常低。
光明村共3900亩耕地,其中1000多亩托管给了5个职业化农民。除了本地的袁洪兴和曹燕飞托管的100亩地外,其余均被来自连云港的外地人托管,均以种粮为主。
袁洪兴和曹燕飞原来是附近农场的职工,两人合伙种地10多年。与外地人相比,他们的耕作更精细。“外地人许多时候是粗放型的,大量使用化肥,土地容易板结。我们是轮换使用有机肥和化肥,更注意保护土壤肥力。乡里乡亲的,把土地种坏了会被人家说的,外地人却可以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人。”袁洪兴说,收成正常的话,每亩每年能赚1500元。10多年的种粮大户,显然已经挣了不少钱,但袁洪兴朴素如常,头发上沾满灰尘,手上满是老茧,似乎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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