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佣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这一变化，在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光明村表现得十分明显。光明村村民曾经靠经营大棚蔬菜致富，但这并没能阻挡村民外出的步伐。一代一代村里人往外流失的同时，一批一批外地人前来租地耕作。地没有荒，种地的人，却换了。

　　传统农民去哪了

　　滚滚长江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年复一年，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沙洲。沙洲在不断延伸，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就逐渐形成广袤肥沃的沙地，启东便是这块沙地中最年轻的一块。1928年设县时，以“启吾东疆”之意，命名为启东县，1989年撤县建市。

　　光明村地处南阳镇最东部，距离广袤的黄海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因农作物的更替和成长发生显着变化。方正的耕地周边，点缀着横平竖直的村落和道路。

　　5月7日，晴，暖暖的春风，拂过正酝酿丰收的大地，油菜籽已经很饱满，大片的麦子正在悄悄泛黄。目前还没到收获时节，大型农机这些天仍然“躺”在仓库里“无事可干”。面对即将到来的夏收，52岁的曹燕飞显得心事重重。

　　“今天本来想找3个人打药水，找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愿意来。”黝黑的曹燕飞无奈地说。愿意揽这份活的是位60岁的男性村民，一上午用机动喷雾器打了56桶水，下午还得接着打。“按桶付钱，每桶4元，他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曹燕飞说，打药水是为防止小麦患赤霉病，没人打水，小麦很可能发病。

　　曹燕飞和59岁的袁洪兴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两人合伙种地230多亩，其中有100亩在光明村。“打药水要人工，种西瓜要人工，摘豌豆同样需要人工。”袁洪兴说，摘豌豆时最多每天要雇佣200多人，但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种田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老，光靠机械化，也不行啊”。

　　种地的农民都去哪了？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算了一笔账：全村1105户，2475人，有1000多人常年在外，其中近一半出入建筑工地，做木工、泥工、钢筋工等，干的都是力气活。“这些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十七八个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回转的，‘农’字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光明村18组村民组长陆冠球也掰着手指头数给记者听：“我们组共98人，正好有一半人在外。经商13人，工地打工21人，企业上班13人，海边养殖2人。”和全村的情况一样，18组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光明村老支书袁兵今年59岁，是18组种地人中最年轻的。“10年以后，还会有多少人种地？那时候我估计也种不动了。”袁兵说。

　　出去打工的农民还会回来吗？“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肯定会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袁兵说，那些在镇上、城里买了房子的村民，肯定不会回来种地了。

　　陆冠球又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我们组一共有13个人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近海镇、南阳镇买了房子。他们基本上在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扎根了。”

　　职业化农民登台亮相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正逐渐离开土地和农业，转变为城市非农劳动者，其余的小部分则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这样的职业农民将保持较低的数量规模，并逐步脱离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水平仍然非常低。

　　光明村共3900亩耕地，其中1000多亩托管给了5个职业化农民。除了本地的袁洪兴和曹燕飞托管的100亩地外，其余均被来自连云港的外地人托管，均以种粮为主。

　　袁洪兴和曹燕飞原来是附近农场的职工，两人合伙种地10多年。与外地人相比，他们的耕作更精细。“外地人许多时候是粗放型的，大量使用化肥，土地容易板结。我们是轮换使用有机肥和化肥，更注意保护土壤肥力。乡里乡亲的，把土地种坏了会被人家说的，外地人却可以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人。”袁洪兴说，收成正常的话，每亩每年能赚1500元。10多年的种粮大户，显然已经挣了不少钱，但袁洪兴朴素如常，头发上沾满灰尘，手上满是老茧，似乎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