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农业一体化对农民收入有深刻影响

　　全球化给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我国农业在入世过程中做出了重大承诺，取消了数量配额、许可证等所有非关税措施；关税和关税配额制度成为调控农产品贸易的唯一手段；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仅15.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关税形式单一，实施税率与约束税率同一；粮棉糖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除一些岛国和个别农业规模大竞争力很强的国家外，其他国家农产品关税水平都比我国高。总体上看，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农产品贸易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面临的竞争压力正在不断加大。

　　农产品价格方面，综合考虑国际国内供求形势等因素，预计6-8年后可能突破配额外进口到岸税后价。大豆、糖料、猪肉、牛肉、羊肉等进口敏感产品，价差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大量进口国外低价农产品，使国内价格既不能随需求的拉动而相应提高，也不能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而相应上升，进口价格形成了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天花板”。一些产业的比较效益因此不断下降，农民通过价格获得的收入受到影响。

　　农业补贴方面，我们在加入WTO时承诺“黄箱”补贴上限不超过农业产值的8.5%，现在对棉花等产品的特定补贴已经逼近黄线。我们还面临资源环境和生产成本这“两个地板”的约束，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受很大压力，依靠投入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随着农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流转费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我国农业已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据农业部市场司数据，2006-2013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生产成本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0%、11.6%、11.6%、13.1%、12.0%。同时，资源环境约束也日益趋紧。人均耕地和淡水资源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在“天花板”和“地板”的双重挤压下，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受到挤压，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

　　（三）把握农民收入增长的动力源

　　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影响农民收入的内因和外因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1978-1985）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主要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从增长的动力看，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大幅提高农产品统购价格，带动了农民收入增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1986-2009）。这一时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乡镇企业和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越来越发挥主导性作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2009-），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深，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日益受到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影响和制约，农民收入构成中的四大来源都要发挥作用，农民收入增长进入“多轮驱动”的时期。

　　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对主产区农民增收影响显着；工资性收入是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劳动力外出省份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财产性收入寄希望于深化改革，盘活农村土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转移性收入需要强化政府对农民收入的支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与此同时，有两个长期趋势值得重视：

　　一是从农民增收趋势看，兼业收入还将长期存在。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使农业兼业化经营成为普遍现象。据全国农村观察点调查，1993-2013年，纯农户比重由49.90%下降到39.65%，非农户和兼业农户比重已达60.05%。兼业农户产生兼业收入，随着农业份额在整个经济增长中逐渐下降，农业部分地被农户兼业经营不可避免，这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农户收入来源渠道、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对农业资源在各种类型农户之间如何优化配置、提高农业部门效率提出了长期的挑战。

　　二是从农民收入的动力源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具体的要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即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三个一亿人”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首先，继续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总量；其次，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农民工就业和工资水平提升；第三，通过城乡资源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改革，逐步解决进城农民及其随迁家属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问题，有利于降低农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间接提高农民收入。总的来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必须内外结合、多轮驱动，充分释放各方面积极因素，努力拓展新的动力源和增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