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内外价格倒挂、需求拉动等因素影响，2014年我国粮食（谷物）进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进口量达1951.6万吨，同比增33.8%，净进口1874.7万吨，同比增四成。同时，粮食进口结构出现了三大主粮进口总量减少、玉米替代品进口大幅增加两个新特征，值得跟踪分析。

　　三大主粮进口总量明显减少，应继续发挥好进出口调控的积极作用。2014年小麦、稻米、玉米三大主粮进口总量818.4万吨，同比减26.1%，在连续两年保持1100万吨以上后出现大幅下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粮食库存高企、阶段性供给压力较大的矛盾。分品种看，小麦进口量300.4万吨，同比减45.7%；玉米进口259.9万吨，同比减20.4%；大米进口257.9万吨，同比增13.6%，但增幅比2011~2012年有所回落。专家分析，在国内价格明显高于进口到岸税后价的情况下，三大主粮进口总量出现下降，虽然有我国粮食产量“十一连增”且质量提高的原因，但更多是进出口调控尤其是进口配额有效管理的结果，表明我国粮食进出口调控措施仍有一定的腾挪余地。在当前我国经济增幅放缓、粮食需求偏弱的形势下，要继续坚持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打好贸易调控这张牌，优化利用配额管理等工具，为稳粮增收调结构、提质增效转方式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确保新常态下“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玉米替代产品进口大幅增加，应加快完善价格和市场调控机制。虽然2014年三大主粮进口总量减少，但高粱、大麦等玉米替代产品进口成倍扩大，导致谷物进口总量增加、结构明显变化。其中大麦进口541.3万吨，同比增131.8%，高粱进口577.6万吨，同比增4.4倍。

　　传统上我国进口大麦、高粱主要用于酿酒，进口总量稳定在300万吨左右，但2014年进口猛增至1100多万吨，新增进口主要用于替代玉米作饲料。据专家对广东饲料企业调研，由于2014年国产玉米价格到广州黄埔港均价每吨2500元左右，明显高于进口高粱、大麦价格（分别约1700元、1850元），加之高粱、大麦进口没有配额管理，关税仅为2%、3%，饲料企业受巨大价差驱动纷纷用进口高粱、大麦替代玉米。其中，禽饲料中高粱替代玉米的比例为20%~60%不等，育肥猪饲料中大麦替代玉米的比例约8%~10%。同时，全年玉米酒糟（DDGs）进口542万吨（同比增35.3%），薯类（主要是干木薯）进口867万吨（同比增18.4%），这两者加起来超过了1400万吨，也部分替代了玉米的深加工需求。据专家初步估计，2014年玉米替代产品进口的大量增加，至少导致国产玉米新增1000万吨库存。如果新年度澳大利亚（占2014年我国大麦进口总量的71.6%）、美国（占2014年我国高粱进口总量的93.8%）等主要出口国大幅扩种，高粱、大麦替代产品进口将进一步增长，加剧我国玉米库容压力。

　　玉米替代产品迅猛增加这一新变化表明，我国粮食进出口管理是系统工作，如果缺少配套措施，难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对于产业链相对较长的玉米，在研究替代产品进口调控措施的同时，应加快完善价格和市场调控机制，在确保不出现“卖粮难”、稳定农民种粮收益的前提下，形成国产玉米与替代产品的合理比价关系，促进玉米加工消费，防止玉米市场空间被挤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