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对其内涵都有大致相似的认识：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环节，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引擎，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劳动力和资本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两种要素，所以在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这两个方面至关重要，即人的城镇化和在城镇化进程中资本的筹措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谓人的城镇化，也叫市民化，即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并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当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这与真正的城镇化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户籍制度改革探索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具有直辖市的体制，中等省的规模，突出的二元结构，市情非常特殊。因此，重庆的特殊市情既是中国各地区复杂情况的缩影，其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点。值得大家分析和借鉴。

　　重庆市自2010年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以来，重点把握五项原则。一是明确对象。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为主。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三是农村权益自主处置。农民工转户之初，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三件衣服”照穿），并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四是合理分布。通过科学设置落户条件，引导转户居民在大城市、区县城和小城镇按4：3：3的比例梯次分布，既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也防止小城镇就业和社会管理不堪重负。五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长周期共担成本机制。据测算，农民工转户人均成本10万多元，实际上，改革成本并非由政府独担，企业补足社保缺口要占40%，转户居民会自担30%，需要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仅占30%。同时，农民转户及相应的成本支出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分摊到每年的成本完全可以承受。2010年重庆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来，累计转户380多万人，在推进人的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对其他各省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很大的启示借鉴作用。

　　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重点是要突破实施已长达50多年的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石，所以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时一定要把城乡户籍的二元化改为城乡户籍一元化。城乡一体化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各省市都有其独特的省情市情，所以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稳步推进、充分准备，做到“水到渠成”。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已基本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推进才能更加积极有效地促进新型城镇化，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学术界仍有争议。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否意味着直接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人的城镇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应及时尽快地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一步到位地直接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必须做好各种准备，才能逐步放开，如果一下子取消对进城农民的户口管制，本来限于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和公共资源就会骤显极度短缺，甚至会对城市带来破坏性冲击。

　　我国城市按规模划分至少可以分为四级（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多数专家认为户籍并轨可以先在中小城市进行，等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才在大城市中推广。理由是：各个类型城市的差别很大，在城镇化过程中，特大型和大型城市确有不同于其他类型城市的特点，尚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实施户籍单轨制；然而，大城市财政力量大，它们不先走一步，不在农民融入城市方面做出表率，难道让贫困的小城市先行一步吗？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恢复其本身的管理功能，基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城镇化，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摆在首位。各省市要根据自身情况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