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民和老百姓一样，终将成为被淘汰的词汇，当有闲阶层和中产阶级对农业生活展开浪漫想象的时候，农民的心，依然在无目的地飘荡着。

　　农民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显得陌生的字眼，只有在偏僻的乡村，才会真切地有一点感觉，这是在农民的地盘。民、打工者、新市民、漂泊者……这些词汇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在取代农民的称呼。想到“农民”，脑海里浮现的也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我有五个叔叔，现在只有一个还固守农村，过着种地的生活，其他几位叔叔已经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陆续地变成了生活在县镇中的商人、职工、手工艺操作者，他们成了城镇化过程里的市民，严格地说，是拥有了市民生活的农民，可以在城市的街道上开车，去商场和超市购物，但思维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农民思维。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电视剧《老农民》别有滋味。起初不明白“农民”前面为何要加个“老”字，现在明白了，就像“百姓”前面也要加个“老”字一样，只有老农民和老百姓，才是每个时代的底层建筑，是向上输血的对象，是付出最多分享最少的牺牲者。专用于形容他们的“老”字，指的不是年龄也不是性格(老实)，而是烙在他们身上的撕也撕不下来的标签。

　　领导管老农民叫“农民兄弟”；学校教育中小学生管老农民叫“农民伯伯”；市民管老农民叫“泥腿子”；影视剧里管听不懂道理的老农民叫“榆木脑袋”……从来，农民就是这样被动地被定义着、分类着。《老农民》中陈宝国饰演的牛大胆以及冯远征饰演的马仁礼，在形象、言语上是标准的老农民，但在思维方式和行动性方面，却摆脱了身为农民的束缚，还原“农民也是人”的本来尊严。

　　如何把农民当人来看待，对创作者而言不是难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农民，是不是从平等的角度去观察农民，那么呈现于笔下或影像中的农民就是什么样子。农民们掌握不了文艺的武器，只能当作被塑造的对象。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系列中的农民，就是被塑造出来的。观众被剧中的人物逗笑，有一定原因是剧中人物迎合了观众对于农民的想象。《乡村爱情》里的农民真实，但这肯定不是全部的真实，缺少了被遮蔽掉的那部分农民故事，农民形象只能是不完整的、残缺的、被娱乐的群体。

　　在小说、电影、电视剧中，农民已经失联许久。因此《老农民》的播出，可以当作农民剧重新成为重头戏的一个标志，它的创作在竭力剥离掉这么多年来对农民形象的污名化，它让人联想到多年前出版、作家路遥写作的《平凡的世界》，他们所表现的农民同样拥有多汁液的敏感气质，同样有知识分子常用的思维技巧，当这些农民匍匐于尘埃里被时代车轮碾过的时候，同样会仰首向天喊疼、举起拳头反抗。

　　老农民很容易被和没文化联系在一起。农民身上的悲剧性有两个来源，其中之一就是没文化，其二是缺资源，想想真是“细思恐极”，是谁让农民没文化？又是谁榨取了本该属于农民的资源？牛大胆的角色，试图在诠释这个问题。从外表上看，牛大胆粗声大气，不会讲理，对小村政治气候浑然不觉，在以往，他很容易被贴上没文化的标签，但是从他扞卫祖坟上的枣树不被砍、追打害死一条人命的造反派媳妇、潜伏于玉米秸垛子中一夜向地委书记告状等行为看，他遵循的道理，明明是传统文化中最值得扞卫的部分，说他没文化，真是小瞧了农民的坚守与智慧。

　　马仁礼是从地主的儿子变身为农民的，因此他身上同时具备知识分子和农民两种气质。作为村里有点文化的人，马仁礼胆小怯懦，遇事先自保，但却识时势，懂得战略战术，作为牛大胆的好朋友，他俩性格互补，作为剧中的一对组合，更是衬托出农民性格的完整性。农民的最大目标是什么？千百年来，这个目标恐怕都是三个字“活下去”，为了能活下去，几代农民把地里刨食当成最后不可侵犯的底线，而如何让农民有尊严地活下去，却是活在所谓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依旧无解的老问题。

　　农民把期望都建立在子女身上，从恢复高考直到今天，督促子女走出土地，到大城市去工作生活，都是绝大多数农民的梦想。我的叔叔们，无论现在依然在种地，还是已经成为了市民，都无时不在鞭策他们的孩子离开家，到外面去闯荡，衡量子女成就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谁走得远。以前我们有个误区，“农民热爱土地”，没人愿意承认，农民其实对土地其实没那么热爱，不然可以做个调查，还有多少农民在以种地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