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到现在没有进展，最根本就是没有破解土地财政的问题。土地财政是土地改革的起点，用什么来替代现在的土地财政，这个问题不回答，确实没办法往下走。

　　新京报：那用什么可以替代现在的土地财政呢？

　　华生：原来提的一个思路，是缩小征地范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但现实是，现在不缩小征地范围地方政府都已经负债累累了，再缩小范围，地方政府更活不下去。让农民全部土地直接入市，这种方法其实既不可行也不合理。

　　不可行是说，这种做法意味着政府现行土地收益全部丧失，相反还要另外筹巨资进行公益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现在靠卖地还深陷债务泥潭的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极不现实。

　　说不合理是因为城市化导致了城区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升值，这是人口集聚和公共设施投入带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归原住民所有。城市郊区的土地直接入市，这些农民富裕了，问题是其他人特别是几亿进城务工农民的利益呢？现在政府卖地的收入，其中有大部分会做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农民土地直接入市的话，他不会去做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了，农民工家庭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建设更困难了。

　　城郊农民土地直接入市问题也是我跟其他学者争论的焦点。

　　用分地取代“完全征地”

　　新京报：不能继续卖地，也不能让农民直接出售变为建设用地，那土地财政问题何解？

　　华生：肯定要停止土地财政，但需要给地方政府提供公益用地和城市基础建设的资金来源。

　　看看世界上成功的例子，二战以后唯一成功现代化的就是东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既没有搞出贫民窟来，又实现了城市化转型，现在农村人口都只剩百分之几。而且它们的情况跟中国特别相像，人均耕地都很少。它们走的是一个分地的道路，城市化扩大到城郊农村土地上，这块土地要分成很多块。

　　在新开发一个区域时，首先要划出一块来做基础设施；还要有一块用于准公共设施建设；另有一块要给移居打工的农民工家庭，还有是划出来做商住的部分需要拿出来标售，弥补公共设施建设费用；当然还要留一块给原来这块土地上的农民。

　　现在政府的做法是先把这块地全征了，其实其中很大一块补给农民，还有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政府说不清楚，大家认为钱都被政府拿走了。进城的农民工家庭完全没有考虑。

　　我建议的做法是，这块地的分配跟政府没有关系，政府在里面应当什么好处都没有，政府纯粹是来做服务工作的。这块地要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就要把它重新分配，分成几块。原来农民的利益也是受到保护的，原来农民拿到土地的价值，肯定不应低于以前的土地价值，以后的增值空间也会更大。这样做了以后，政府也不存在负担了，也不用征地来做建设，用这块土地自己解决。这样政府的债务负担只剩下过去的旧债，消化起来就容易多了。

　　新京报：这种分地的方案不也会造成农民贫富差距加大吗？

　　华生：不会，他实际上是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是这块地方的农民不会暴富了，也没有受损失。分走的地都很明白，都很必要：做公共设施，平价供公共机构、建保障房，出售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投入。

　　第二，分地的办法比直接拿地给钱的办法要好很多，给钱是一次性给农民。其实任何人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之后，都难以自持，过几年有人又返贫了，因为他没有技能。但是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住房得到了保证，此外你可以收房租或者是做其他的开发，而这个收益是一年一年体现出来的，农民在这里逐步变成了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