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给出的政策灵感来自德国另一地区，梅克伦堡实施“内部殖民”的政策，这里有强大自耕农阶层，很少有人抱怨劳工短缺，流动工人也很少。而在那些（暗示东部地产）摧毁了农民阶层的地方，历史的报应是劳动力的短缺，从而造成了必须引入大量波兰工人的恶果。于是乎，政策就要设计出一种更密集的人口布局，以便阻挡奴隶式的波兰劳工涌入——更密集的人口布局，加之德国人口的优越文化，有利于劳工的组织化，这有利于劳工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而这种即便结社的权利也是斯拉夫波兰人无法受用的。

　　韦伯的逻辑是：要把德国工人在本地稳定下来，必须要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土地，形成类似于“自耕农”的阶层，能够定居下来，“土地分配之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农民居住的村庄”，与之相反是一种是脱离依附之“自由就相当于无家可归”，这造成大量劳工流失。

　　但是为了防止制度性创造出大批“小地产’(小持有农)，他们仅“满足于最低的文化追求”，必须要求“内部殖民”政策不走入另外一个极端，韦伯提供的药方就是国家收购大地产：以国家内部殖民代替私人地主殖民，借此国家拥有调节利益的手段，国家把土地出租给“富裕农场主”，并且提供改良土地、集约耕种的贷款支持。这就是类似于土地国家所有而租地农场主经营并交纳租税的土地制度，它不同于大地产所有而租地农民向大地主交纳地主的制度（依附农的制度），也不同于大地产天然倾向于雇佣价格低廉且文化劣势的劳工来从事谷物的粗放耕作。原因在于这种劳工结构仅仅有利于地产的收益，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而且这种大地产制度也与彻底的资本主义雇农生产方式不同

　　这样的政策虽然会暂时需要国家投资购买，可最终是有利于农业的长远发展的，也根本上有利于挽救“文化入侵”的危机。就此，韦伯认为国家本身（德意志国家作为一个民族意志的人格载体）应该恢复1870年放弃在国有土地殖民的计划，并且把它作为调节利益（经济、文化与政治等）的一种强有力的（权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