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之复杂，堪称世界之最。中国为“三农”诊脉开方者，可谓阵容庞大，常常各示锦囊，各展妙计，但在各种意见纷呈中，毫不夸张地说，属于“盲人摸象”者不少。要为中国“三农”把准脉、开对方，必须倾听多种声音，整合各种观点。它既要与中央的大政方针吻合，又要与地方的实际结合，更要与民情民意契合，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的体现，民意的集中。

　　农民的声音

　　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民，没有谁比农民更关心农民，没有谁比农民对自己更负责任。把脉“三农”，农民的声音是根本，是基础，但要把农民的声音收集、归纳、整合、提炼升华却是一件十分不易的难事：一是零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深化，原先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阶层内部正在发生分化，从职业上看，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等；从收入水平看，农村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农户出现了富豪型、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等不同层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文化程度、生活际遇等决定了对于同一问题、同一事物农民反应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强有弱，零零碎碎，千差万别；二是具体。与农民座谈，他们大都提出一些属于鸡毛蒜皮的具体问题，关注的焦点可能只是当家塘、门前道，村口的路灯、屋后的林子，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没有理性的归纳，逻辑的分类；三是现实。农民关心的是眼下的生活、在意的是切身的利益，对于美好蓝图、宏大目标往往看得很淡，不太关注。今年庄稼的收成、外出打工的待遇、眼下家庭的收支最是他们热衷谈论的话题；四是情绪化。农民由于文化层次、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局限，激烈的情绪化表述往往是常用的方式，他们很难做到冷静的理性叙事，辩证地分析问题。

　　“三农”问题，农民的声音是主体，但往往难成主流，难做主题，极端重要又常常变得无关紧要，原因在于：一是分布上散。八九亿人的庞大群体，散居于300多万个自然村落，两亿多农民工，遍及全国大中小城市，散布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门类繁多的各个行业，不少人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声音分散且在最底层，散乱的时空分布使他们的声音难以形成强大的“共鸣”；二是组织上松。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多种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形成了工会、工商联、商会、妇联和各种产业协会等代表各自阶层利益的组织。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这样一个组织，而只是像马铃薯一样，装在一个贴着“农民”标签的口袋里，却彼此分离。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但至今各地合作组织多数仍以松散型的专业协会模式运作，紧密型的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为数不多。以有着5000多万农村人口的安徽为例，目前协会型组织共3900个，占到合作组织总数的85%。没有组织的农民自然没有代言人和话语权；三是诉求力弱。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代表微乎其微，且越向上农民代表比例越小。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是96万人产生一名，城市是24万人产生一名，城市代表是农村代表的四倍。一亿多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三名，一人代表着几千万人。农民的声音难达国家决策层面，在社会利益竞争与制衡中缺少争取利益的砝码，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沉在下层、微弱无力。

　　农民的声音在表象中蕴藏着本质，在分散中积聚着力量，在现实中预示着长远，在具体中包含着抽象。把脉“三农”，农民的声音始终应是主流、是主题、是基调、是根本。抓“三农”工作，首先应在听明白农民的真实声音上下一番苦功夫、实功夫、真功夫：一是要深入民间。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场边炕头，与农民真心交友，和群众真诚交流。那种“空中飞人”或“蜻蜓点水”式的调查是不可能获取真实信息的；二是要听懂民声。熟知农家生活、深谙乡土文化、掌握群众语言，家长里短之间洞悉情势变幻，万户千村之中探寻民心所向；三是要代表民意，“知政失者在朝野，知屋漏者在宇下”，站在农民的立场汇聚民意始终是从事农村工作、做好“三农”决策的第一准则。

　　当下流行的网络调查，是官方、民间所有调查机构普遍采用的调查方式，这种“快餐式”民意测评存在很大弊端。客观地说，网民只能代表一部分相对强势的人群，而不能代表公众，更不能代表农民，因为农民上网的不占1%。有评论认为，“一个由七八十万的网络参与量得来的数据，也许还比不上一个样本一万的民意调查更具科学性和民意代表性。”“网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走近农民，深入农村，听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在有些事情上，我们说农民不听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先听农民的话，只有我们先听农民的话，农民才会听我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