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需有农民参与

　　无论是竞争式转移支付还是普惠式转移支付，都是国家给农民分钱，这个分钱过程显然不顺利，效率较低，效果较差。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其中原因仍是与农户过于分散有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与2亿多户情况千差万别的小农打交道的成本很高，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巨大，农民人数众多，基本上不可能找到一个全国统一的给农民补贴的标准化办法，不可能有一个一刀切的具体操作手段。为了让国家转移资源有针对性，就必须允许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地方有一定灵活性。一旦有灵活性，有使用转移支付的灵活空间，地方则可以借此机会来谋取私利，轻则侧重于地方政绩和面子工程，国家大量转移支付都被用在公路两边做了示范点；重则谋取私利，各种关系项目、人情项目都出来。

　　农村转移支付难以标准化，就使得中央必须给地方灵活操作的空间，一旦灵活，就很可能会出现转移支付的使用偏离目标，甚至出现贪腐。这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我们十分熟悉的行政模式，在国家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中也反复出现。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民，他们的情况千差万别，对国家转移支付的诉求千差万别，这些无法标准化的千差万别，使国家根本就不可能采用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政策来解决所有问题，国家又无力与2亿多户小农直接打交道，剩下的几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基层将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参与到国家转移支付的需求偏好的表达之中。一方面，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但这种转移不只是要搞扶贫和慈善，而且要提升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一方面，农民也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平台才能有效对接国家资源，真正让国家资源发挥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最大效益的服务的功能。

　　这样的对接平台显然应是村庄这个熟人社会。正好村庄实行村民自治，农民通过民主来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已经实践20多年，积累了成熟经验，现在让村庄这个自治的熟人社会平台来对接国家资源，国家也有部分资源转移到这个自治平台，由自治平台用民主的方式决策使用。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偏好与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在村庄平台通过民主的方式对接，就可能不仅有效使用了国家资源，而且可以提升农民民主自治能力。这种自治能力的提升又会进一步提高农民自己解决自己事务、解决农村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的能力。

　　也就是说，在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农民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