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业生产，不能忽视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不同的规律，将只有在第二三产业中的规律浪漫地不适当地套到农业上面。这就是对农业所谓规模经营、专业分工的想象。由手工作坊到工业生产线大批量生产同质产品，这意味着同样的产品现在可能只需要原来几十分之一的人工和时间。但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分工协作的效益很弱。农业的产品并非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植物和动物，农业的规模经营不可能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周期即使可以人为缩短，也极其有限。农业生产是在广袤大地上进行的至少延续数月之久的活动，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延续性的工作，时令形成了不同种类的劳动，但是不同种类的农业劳动可由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段上完成。而在同一时间段，在所有的土地上都是做完全同样的劳作。基本上，农业劳动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协作的必要性不大，同时，农业劳动因为是长时段养活物，深受气候和其他意外因素影响，在中间时段计量劳动绩效和监督很困难。

　　（二）、土地经营规模扩大降低土地产出率

　　扩大单位土地规模和专业化生产，将中国小农改造为美国大农，被一些人视为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法门。

　　黄宗智的研究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劳动力和土地的配合角度来说，美国的模式是比较“粗放”的、单位劳动力用地较多，单位面积用劳动力较少，因此其单位劳动力产量较高，但单位土地面积产量较低。1970年美国一个男劳动力种2475亩地，日本30亩。美国每亩的产量在1880年是日本的六分之一，到1970年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农业的要素组合意味的是，每劳动力产量（以小麦等数计算），亦可以说是“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日本。[①]

　　就实物产出而言，中国土地利用效率远远高于美国。我国传统农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迄今为止，我国仍是世界上土地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国地势崎岖的耕地多。我国有18亿亩耕地，实际上大约只有6亿亩是大片平坦的耕地，可以进行单位大规模经营。南方一些高低不平的耕地，一千亩倒有两千块。贵州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但没有平原，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贵州的耕地多为坡地和梯田，即在平缓的山坡上修成一层层的平坝，平坝再切割为小块田块，这种狭小、错落的坝子田就是贵州农业的基本形态。贵州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67亩，但是，近年来贵州的粮食自给率在90%左右，肉类、蔬菜、茶叶则能够大宗输出。如果按照美国方式经营农业，那么贵州还能有多少农业存在？

　　如果中国农业美国化了，勤劳、智慧的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总结出许多独特的种植技术和地力培肥技术将消失，农产品总产量如何将会大幅降低。

　　（三）、中国小农的多种经营与生态循环农业传统

　　美国农业是高度专业化的。其专业化形式主要有三种：地区专业化、部门专业化、作业专业化。也就是一个地区只生产一种农产品，一个农场也只生产一种农产品。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则是以粮食为主，多种经营。传统上，中国小农经济还包括农产品的加工甚至流通。严格来说，传统上中国就没有美国农场主那样纯粹的农民，只有住在村庄里的人，从事多种行当。

　　中国小农的多种经营，又和所谓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循环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的农学家富兰克林·金（F．H． King)《四千年农夫》。[②]书中极力赞扬东亚的传统农业。金观察东亚三国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高效利用各种农业资源，并为此不惜投入劳动力。金在书中多处讲到有机肥的好处，其中最强调废物利用的重要性，在东亚，人粪尿、家畜粪尿、草木落叶等等废物都不浪费而是当作肥料归之于土，这就是一种循环利用。在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仅有几个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

　　李伯重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生态农业”的重要论文。[③]他指出，“生态农业”是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中出现的一种针对现代农业弊端而提出的以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业理念，英国农学家沃星顿（M. Worthington）所作定义是：“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其特点是“顺应自然”与在较小范围内的“自我循环”。作为“生态农业”经营形式的小型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16—17世纪，江南“生态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并且逐渐普及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