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为“三农问题”的解决确定了这样一个务实的定位，未来几年的农业改革就将围绕这一定位逐渐展开。

　　35年的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大大超过预想。而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更深层次的改革将怎样改变中国农村和中国农业的面貌，怎样改变中国农民的生活，值得每个人期待和关注。

　　粮食安全的惟一途径是中国农业自身的现代化

　　只看数据，我们就能知道中国农业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10年增产，年均增幅达到3.6%，2013年粮食总产量更是历史性地突破了12000亿斤。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有两次粮食增产超过五年份，分别是1950年到1958年的“九连增”和1962年到1967年的“六连增”。其他阶段，粮食生产一直没有走出“两丰一平一减”的周期循环。

　　持续丰收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质量改善非常明显。从1961年到2007年，中国人均谷物供给提高了1倍，人均肉类供给提高了12倍，人均水果和人均食用油供给分别提高了14倍和10倍，人均奶类、人均蛋类和人均鱼类供给提高了9倍、7倍和6倍，这是中国农业取得的里程碑似成就。

　　但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并不乐观。以2010 年为例，我国进口的大豆和食用植物油等于在国外使用了7. 6亿亩播种面积。在主粮基本自给自足的前提下，适当的国际贸易有助于改善我们国家的粮食供应，但对国际贸易的过多依赖绝对无助于中国粮食安全的最终实现。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粮食安全只能依靠中国自己，这也是全球学者之间达成的共识。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指出，“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现在，全球每年粮食国际贸易量约3亿吨，这仅相当于我国粮食年消费量的1/2。中国大量进口会导致国际粮价剧烈波动，进而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

　　这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事实意味着中国不能依靠其他国家，粮食安全的惟一途径只能是中国农业自身的现代化。

　　农业改革须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业生态系统平衡和国家食物安全。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从历史看，只有部分国家能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农业发达国家的比例不到20%，农业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超过80%。

　　农业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和最佳模式，只有最适模式。从各国实践看，农业现代化主要有四种模式：美国、加拿大等国因地多人少而采用的大规模家庭农场道路；日本、荷兰等国因耕地有限而选择的小规模家庭农场道路；资源禀赋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德法等国选择的适度规模家庭农场道路；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选择的大农场与小农户并存的发展道路。

　　尽管路线迥异，这些现代化模式仍有共同之处，即都实行了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家庭农业经营体制，公司法人农场所占比例很小。即便在我们一直认为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农场中的九成以上也是家庭农场，而公司制农场中的85%也是处在家族公司的掌控之下。

　　家庭经营的突出作用是由农业产业特性决定的。农业生产空间分散且必须对自然环境的微小变化做出及时反应，这使得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较高。林毅夫教授早年就曾撰文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它大幅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监督成本。

　　农户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几乎不需要任何精确的劳动计量和过程监督就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现在，农村雇工成本不断增加，但农民在自家土地上劳动几乎不计成本。只有以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才能保证生产者对农业劳动的全过程负责，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对各种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目前，我国有2.2亿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不到0.6公顷。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大规模农场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不能选择大规模农场与小农户并存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农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只生产粮食：农业吸纳的劳动力减轻了城市就业压力，保证了社会稳定。这些现实都决定了中国目前的农业改革都必须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