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认为，“确权”是明确产权主体与客体，而“赋权”则是赋予产权主体对客体的更多权能，两者互相促进。土地承包登记制度实现全覆盖后，更重要的是赋予其流转、入股、抵押、担保权的功能。

　　据了解，在“赋权”方面，浙江有着许多成功的实践。如在县、乡镇建立服务中心，设立风险保障金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全国开先河，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合作社办法，让农户具有占有、使用、收益权的基础上，拥有了流转和入股的权利。杭州、嘉兴、湖州、衢江、温岭等地，还对流转后的承包地颁发经营权证，赋予其抵押、担保的权能。

　　海盐县是浙江最早推出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专项贷款的地方。除了农户全部颁发承包权证外，海盐还对流转后的土地颁发经营权证。业主可将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作为债务担保抵押，按评估价的7折，到当地农信联社申请贷款。农信社为此专门设立了名为“农钻通”的贷款专项。截至目前，海盐县累计有437个土地流转经营主体获得贷款17511.5万元，其中“农钻通”流转土地经营权证抵押专项贷款累计受益78户（次），累计抵押贷款金额达8755万元，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流转和现代农业发展。

　　尽管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浙江尚未普及，但许多地方都已经有所部署。有的搞试点，有的抓完善。省级层面，浙江则要求农业厅和人民银行、银监局以及相关金融机构抓紧研究，制定出台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政策意见。

　　统计数据显示，到2013年底，浙江全省流转土地面积达865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45%。按每亩租金700元测算，全省417.8万流出土地农户，每年从中获得财产性收入60多亿元。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的难点在于“资格认定”和“股份设置”。浙江的创造是“宽接受、广覆盖”，设立“人口股”、“农龄股”

　　股份合作制改造已经完成1/3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工业化、城市化影响，浙江农村的集体经济积累方式、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资产规模和收入水平也有了显着提升。集体有钱了，社员就越来越关注分配问题。但分多少、怎么分？人们众说纷纭。

　　杭州市西湖区益乐村当时就陷入了这样一个矛盾的漩涡：撤村改居让村里一下子有大笔资金，这么多钱掌握在几个村干部手里，老百姓谁都不放心，可集体资产又不能“一分了之”。怎么办？

　　集体经济能否参照当年乡镇企业市场化改造，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的经验？要走这步棋，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谁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代表？1992年，开全国之先河，浙江出台《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村经济合作社的经济主体地位。

　　1993年5月，益乐村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始一户1万块钱，村里配置1万块钱，后来配置了个人股，1000块钱一个人，撤村建居后实行“生不增死不减”，但可以继承。

　　益乐村的创举，拉开了浙江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序幕。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省人大出台相关文件和法律条规，对股份经济合作社主体地位、社员资格进行确立完善。法律的跟进，让这项改革有了组织基础。

　　2010年起，浙江全面清查资金、资产和资源，在乡镇全面组建“三资”管理服务中心，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让这项改革又有了管理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复杂程度可以说超乎想象。首先是社员资格的界定上，因为人口的流动迁移，出现了多种情况，有征地安置的，有撤村建居的，还有外出上学、当兵的，不一而足。哪些可算社员，该安排多少股份，每一个人都是一道难题。

　　可以说，浙江的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造是摸着石头过河的，100个村可能就有一百种不同的处理方法。特别是早期。

　　杭州市拱墅区就是“百花齐放”的代表。拱墅区农业局局长徐长荣告诉记者，这里的关键是要充分尊重村集体的意见，只要程序到位，坚决“不翻烧饼”。目前，该区40个经济合作社中，有38个已实现股份化改造，通过发展，该区股民人均拥有股权已获取了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值，2012年4.7万股东人均分红3000多元。

　　据记者了解，浙江的这项改造工程一般分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设置、资产量化、股权管理、组织建设和收益分配7个环节。在改造过程中，浙江因村制宜，创造了一系列经验。对一些共性问题，一律采取包容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