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踏着永恒不变的节拍，应时而来的；农村发展的春天，是靠改革唤醒的。

　　从家庭联产承包到村镇集体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激发出农村火一般的发展热情。而每一次改革，带来的，都是令人称奇的飞跃。

　　如今，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进程中，人们再一次把农业农村发展的活力之源聚焦向改革。

　　今年年初，浙江省委明确提出：到今年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要实现全覆盖；到明年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要全面完成，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要全面实现，做到“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

　　农民财产权利保障、农村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健康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无不指向“确权赋权”这一核心

　　一份农民增收分析报告

　　2014年年初，一份由省统计局具名的农民增收分析报告放在了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办公桌上。报告指出，近5年来，浙江农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江苏、广东等地。去年，浙江的增幅是4.01%，而江苏是18.7%，广东是15.3%。

　　浙江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连续29年冠居全国省区，但主要部分一直是工资性收入。因此，如何在百尺竿头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成为浙江最为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答案不言自明：只有让农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才能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

　　其实，农民增收的压力，只是浙江进一步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比较直接的一个动因。除了农民增收，这项改革还涉及到诸多深层次的发展问题。

　　首先是农民财产权利的公平性。

　　市民的不动产具有完整的物权，可以在市场上流转、抵押和担保。而农民最核心的财产，如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农村集体资产没有完整的财产权，以往不仅流转受到限制，更不能担保、抵押。

　　这种财产权利的不完整，不仅对农民形成了政治上的歧视，对其创业增收造成严重影响，而且造成农村经济社会诸多矛盾、纠纷。比如有的承包地过度利用，有的闲置抛荒；有的宅基地和住房“一户多宅”，有的人去楼空；集体资产则成为“唐僧肉”，因为主体不明，不断被蚕食。老百姓为此时有上访。

　　更进一步的影响是城市化。尽管城市落户政策日趋宽松，但因为农村资产含金量日趋增加，加上这些资产的产权不明晰，人们担心户籍一旦迁移，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资产有可能“鸡飞蛋打”。因此，在浙江，“进城不落户”现象十分普遍。浙江的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4%，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则只有32%，其间相差整整32个百分点。比全国的平均数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发展也面临挑战。浙江农业的未来在于规模化经营，但在经过多轮政策推动后，浙江土地流转率已经高达45%，在全国位列前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依靠确权、赋权，而非仅仅是依靠市场，进一步集聚土地，才能提升规模经营的水平，才能确保现代农业持续增收。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兴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目前，农村产权制度已经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已成当务之急。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重点在于权属调查。浙江创造出“确权确地”和“确权确股不确地”两种方式，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确权难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走向全覆盖

　　浙江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颁证，有着强烈的现实基础——人多地少的客观实际和发展规模农业的现实要求。

　　在农村一轮土地承包实施合同管理的基础上，以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为起点，浙江开始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工作。2003年时，浙江又用一年时间，集中完善二轮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了承包面积、四至、合同、权证“四到户”的要求，基本建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到2014年年底，浙江家庭承包耕地合同签订率和权证发放率分别已经达到95.8%和92.7%。

　　据了解，浙江确权登记颁证一般需经过7个环节：权属调查、纠纷调处、审核公示、完善合同、建库入簿、颁发权证和资料归档。这其中，在权属调查基础上进行确权是重点和难点所在。经过不断的实践，浙江总结出“确权确地”和“确权确股不确地”两种方式。前者适用于承包地块改变不多、原有四至边界基本清楚的地方；后者将承包经营权由空间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适用于土地征用后边界难以确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