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型城镇化，新在什么地方？主要是两点：第一，不能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要走市场主导的城镇化。第二，不能光是土地城镇化，还要人口城镇化。

　　要实现这两点，原先的城镇化老路是走不通了，过去的城市化是政府圈地，然后征地，再卖地，把赚来的钱和以地融资来建设城市。不能再走老路，这就意味着一系列变化。

　　土地改革要财税改革先行

　　第一个问题是搞新型城镇化，不能靠土地出让金了，那么资金怎么来？城建部门有人提出要低成本城市化，那么，财政支出结构要改变，政府的钱不要用来办企业，也不能用在大面积征地上，现在征地价格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已经负担不起了。要用在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有些公共品用地是必需政府公共财政出钱的；也有些准公共品，像公路，铁路，也可以由企业、社会资本来负担。

　　城市建设得用公共财政来建设，公共财政要建立在税收的基础上。所以中央提出进行财税收制度改革，要分清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稳定的地税体系。地方政府可以发城投债融资，但要有一个地方债管理制度，不能借了债，还不上。政府也不能盲目举债投资建设城市，要有个预算约束机制，预算管理制度。这些在三中全会《决定》财税制度改革部分都已经提到，现在要做的是具体化并付诸实施。

　　开放户籍应按照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来进行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怎样城镇化？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户籍制度要按城市大小，梯度开放，先开放小城镇，然后中等城市，然后大城市，最后是特大城市。这个办法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农民工大多在大城市，小城市没有多少农民工，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那么就不能不解决大城市的户籍问题。

　　我认为解决人口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农民进城定居，要有廉价的住房，要给他盖一批学校，一批医院，都需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搞人口城镇化。所以，关键是在一个城市是否具备给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从现实来看，还是大城市财力雄厚，是可以办到的。户籍制度的开放要根据各个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来确定，这样才能够做到人口城镇化。

　　土地供给要靠市场

　　第三个问题是，土地从哪里来？现在有2.6亿农民工需要市民化，今后城镇化水平要达到60%、70%，还有两到三亿农民要进城，城镇土地肯定要增加。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用地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这实际上是国土部的思路。

　　“严控增量”怎么控？如何知道一个城市的增量要多少？一位国土部副部长在会议上提出限定人均100平米，不能多了。但城市有不同的类型——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旅游城市，其用地需求都不一样，怎么能用一个标准？人均100平米来控制呢。一个城市产业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城市用地就要多少，这个未来情况是预测不准的。例如富士康的工厂要搬到郑州去，郑州就要提供千把亩土地，增加二、三十万人口。富士康什么时候搬，搬到哪里，规划部门是预测不出来的。预测不到，又怎么规划各个城市的土地呢？

　　还有人提出要划定城市发展边界。这是美国俄勒冈州首先提出来的，它的城市边界划得比城市发展实际需要大15%-25%。为什么划这么大？划小了，土地要涨价，所以得划那么大。美国划定城市发展边界是为了有序高效地开发城市土地，而不是用来限制城市用地规模。因此我们不能用划城市边界的办法来控制城市用地。这是在市场经济下做不到的。城市用地多少应当由市场来定，政府能做的是要求尽量节约集约用地。

　　现在政府采取用地定额、用地指标来调控企业节约用地，要求一个企业亩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多少才给你地。这个办法根本不行，要用价格来调控。工业用地为什么粗放利用，是因为土地来得便宜，据国土部统计2003-2008年全国平均工业用地出让价一亩地才9.7万元。这么便宜，自然不用白不用，能多用就多用。这是造成工业用地浪费的根本原因。所以要用价格来调节。

　　不要再贱卖工业用地，要有一个能反映土地稀缺程度的价格，要拿好地，多拿地，就得多花钱。那么企业自然会考虑成本，有多少钱，买多少地，才会主动考虑节约用地。所以要用市场的办法来调控企业节约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