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推进过程中还要注意防范一些可能引发的风险。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导致土地非农化失控的风险。尽管土地制度改革其基点是必须坚持“放开产权，管住规划”，但在目前地方政府发展容易冲动的背景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局部或短期利益，肆意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冲破城市建设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的严格限制，进而加剧耕地短缺矛盾，最终危及粮食安全。

　　行政主导过度，有可能导致农民基本权利遭到严重剥夺。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如果政府行政主导过度，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又缺乏基本的主动参与，则极有可能导致改革目标偏离产权主体利益，土地流转将变成主要满足政府的用地需求，而对农民土地权利却造成一种新的剥夺。

　　新的土地合作组织利益监管风险难测。所谓以土地股份化的方式实施土地流转的“集体行动”，客观上容易潜伏组织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给新的土地合作组织资产管理和利益分配的监管带来潜在威胁。

　　放开土地流转市场，可能导致农民阶层加剧分化。部分农民迫于无奈或为了短期需要，极有可能轻易放弃土地权利。土地权利一旦放弃，在农村基本保障制度尚未完备的现实条件下，其结果极有可能导致局部地区农村内部阶层加剧分化，进而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着力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基本仍以城乡分离为主要特征，制度设计当初颇含“画地为牢”之弊端，随着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农业化的推进和发展，户籍管理制度亟需改革。深化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应加强如下几点：

　　(一)实行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户籍管理办法。可以固定住所、稳定职业、足够收入等主要生活基础为依据制定落户标准，允许自由流动，逐步实行开放式管理，促进人口向中心城市、中心集镇集聚。

　　(二)大力实施公平合理的“市民待遇”政策。当务之急，要努力解决农民进城后的“非市民待遇”，比如就业困难、工资和劳保待遇过低，个人合法权益难以维护等非制度性歧视问题，着力清除针对农民进城的各种收费规定和处罚措施，让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市民待遇”，从而更好地承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

　　(三)加快推进户籍信息化建设，努力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对一些户籍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要加强主动服务，通过信息化建设，尽快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以便能及时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三、积极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城镇要想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本身必须具有良好充足的财力保障，这就需要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日前，我国地方税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地方税体系并不成型。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虽说中央与地方建立了分级财税框架体系，但省以下体制的状况却一直未能进入真正的分税制状态，它还是具有非常浓厚的包干制或分成制色彩。所谓土地财政、政府职能扭曲、短期行为等问题，实际上都可以说是源于分成制或包干制的内在缺陷。因此有必要深化改革，当前和今后需要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一)加快地方财税体制改革，构建“扁平化”财税征收管理体系。要努力化解产生地方财政闲难、巨最隐性负债和“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制度性症结，大力推进财力与事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制度建设，提高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积极构建“扁平化”财税征收管理体系。

　　(二)加快资源税及相关配套改革，推进直接税制建设步伐。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形成以经济手段促进节能降耗、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超额累进”调节机制。从直接税方面来看，个人所得税、房产税、不动产税以及遗产税等，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来说，这几个都是热点和难点。例如房产税，争议很多，但是应该认识到这个改革无可回避，要引导理性的讨论，加快改革方案的设计。

　　(三)统筹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大力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改变目前房地产开发、流转、保有环节各类收费繁多状况，合理安排税费负担，形成地方特别是省以下市县级财政的可持续收入来源，以帮助地方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积极探索使用BOT、BT以及BOOT、BTO等投融资新模式。建立统一的资金协调调度机制，切实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暂时性短缺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