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我们党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领导人民谱写了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农村改革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农村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农村改革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展望未来，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仍有很大空间。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地位决定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重要性。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还要依赖于不断深化改革。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也将有赖于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和实现新突破。

　　农村改革成功的最根本经验是不断解放思想。推动农村改革形成新局面，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丰富农村改革的内涵。农村改革已经由农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向工农、城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的利益关系更为广泛和复杂。农村改革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城乡改革的关联性大大增强，改革的难度加大，改革耗费时间长，这是新阶段农村改革最突出的特点。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近年来农村改革有很大进展，在改善城乡关系上也出台了不少含金量很高的政策，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三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最主要的体制性弊端。必须通过实施综合性制度创新，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基本保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被征地农民数量逐年增加，违法征地、暴力征地频发，导致涉及土地的信访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社会风险加剧。在现行制度下，农用土地转化为城镇非农用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协商的产权交易过程。目前，征地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明显向城市、向非农部门倾斜，农民得到份额太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确保被征地农民得到足够的补偿，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农业转移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业转移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已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农业转移人口虽已进城务工经商，但农民身份没有变，未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农业转移人口家分两地，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起不到减少农民、促进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和集中的作用。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处在城市的边缘，融不进城市社会，定会累积很多矛盾。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尽管如此，公共资源在城乡配置失衡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所享受公共服务仍存在很大差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继续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实现从有到好的转变，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村民理事会等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大量涌现，乡村治理呈现多元主体新格局。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随着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乡村治理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一些地方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基层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不强，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黑恶势力向基层政权渗透，农村社会组织发育和作用发挥不足，乡村治理总体形势比过去更加复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必须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破除乡村治理中那些不合时宜、特别是那些不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制度和政策，加快形成多元共治、良性互动、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