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方之争即崔永元与方舟子就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论战。现在，崔永元和方舟子的论战从微博打到了法院，有人认为无聊，我不这样看。在中国人天天被显性和隐性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直到快要麻木的时候，这种较真劲是社会需要的、稀缺的。重要的是，论战引发了包括我在内的全社会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使论战具有了更大的价值和意义：一是，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比科学本身重要得多，我国在科学精神的建立上路还很长。二是，社会越是进步，越是需要公开、公正和自由的意识，现在，这种意识正在被唤醒。

　　崔方之争是一次科学精神的大激发大普及

　　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公认并且我们自己也承认，中国缺乏科学精神。方舟子在一次打假事件后回答记者采访也说过同样的观点。可能是生出在中国的缘故，这次，方舟子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上，其科学性不彻底。

　　在这场争论中，应该承认方舟子更懂科学方法，但是崔永元更具科学精神。之前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工作我都尊敬，但是这一次，我站在崔永元这一边，因为科学精神。

　　这次论战的起因是，方舟子认为转基因已经不需要质疑了，而且说“我科普的是各国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言外之意是说无需质疑。这严重违背了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首先是怀疑，不盲从，不附合。“依理智为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质疑人类前沿科技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

　　科学精神还强调人文和非功利性，科学的价值和使命在于追求真理、造福人类，这是科学精神的真谛；由科学精神派生的科学的理性精神，要求科技工作者以有利于社会而不是一部分人的为原则约束自己的行为；由科学精神派生的科学的实证精神，要求科学研究必须以唯真求实为原则，经得起实践检验。

　　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是渐进的，常常是阶段性区域性地相对正确。在伽利略和牛顿发现惯性定理以前，亚里士多德的“没有力就没有运动”的说法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认为是“科学”的；在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候，牛顿体系和以太理论被认为是认识宇宙的“科学”。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原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谈到科学精神的内涵阐述到：平等和民主，反对专断和垄断。所以，“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才更符合科学精神。在这场争论中，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否比起科学精神来已经不重要了。非科学精神的“科学”一旦被利益熏心的人利用、扩散，将是全人类的灾难！

　　社会进步，需要更多地唤醒公民的公开、公正和自由意识

　　这场争论正在唤醒更多的人不曾有过的公开、公正和自由意识。

　　第一，中国需要决策的公开化与公众选择的自由化。

　　应该承认，我国百姓遭遇了太多的“被”字，被代表、被就业、被幸福、被自愿、被添加、被转基因……在“被”时代里，有人被“××”，就一定有人在对别人施以“××”，压制别人享有权利，侵犯别人的权利。这种问题的隐性危险是，公民自己开始意识到应该争取这种权利！

　　如果社会公权不受约束，没有公开、公正决策机制，利益就一定会向权利方倾斜，一定会越来越不可收拾。而公民意识的觉醒使矛盾一旦积累，只会引起社会动荡。

　　食品标准的制定需要公开，食品中用没用转基因粮油应该公开，甚至农民种不种转基因作物都要有选择的权利，百姓购买什么食品更需要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选择。这也是我支持崔永元的地方。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越是取利的工作，越是不能回避质疑。

　　人类社会是由利益互换和共赢维系的，各项工作和事业正常取利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监督不能质疑。

　　因此，包括转基因食品在内的新事物推进不推进，社会公众完全有权利关注什么人在做？与什么人的什么利益相关？利益的获取正常不正常？越是可以质疑推手背后的利益，事情越是公开、公正和透明，社会就越是向着文明和进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