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2014年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03.1，比上月高2.0点；近年来，农民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持续上涨，这表示他们钱挣的越多花的越多；相反，近年来城镇居民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于是，有人认为“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敢花钱”。（《中国经济周刊》4月9日）

　　花钱多少与花钱意愿，实际上是两回事。假设一个农民挣一千元一个月，柴米油盐、人情往来等各种开支，恐怕也要花去大半，这不是他想花，而是生存成本使然；但一个富翁月收入百万元，就算生活奢侈点，其基本开支也只是所挣财富的零头。

　　不妨看看最新两个数据：一是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二是，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而基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才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在承认中国农民日子更好过的前提下，这还是说明了几个老问题：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即使在“比上年实际增长9.3%”的情况下，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仅有889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则为26955元。农民收入在起点不高的情况下，增速也不是特别吓人。何况，2014年2月7日，国务院才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保尚在“升级进行时”，农民何以成了“人傻钱多”？

　　如实看待中国农村的发展、理性认识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在当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农民仍是中国发展中急需关注的阶层。初次分配领域，比如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还存在诸多扭曲和制度障碍，深化改革责无旁贷。譬如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人社部称“农民工收入已经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50%”。遗憾的是，《工资条例》从2007年就开始酝酿，经过多次调研，众多专家参与起草、修改后形成草案，但因涉及各方利益，最终没有出台。凡此种种，都从根本上影响着农民究竟是真的敢花钱，还是“被敢花钱”。

　　另一方面，再分配一直是制度设计的短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中称：2011年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下的低收入者，人均医药费报销额只有73元，而年收入在30万元~100万元和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人均报销额为1545元和1308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发布题为《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报告，也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贫困人群养老金、改善低收入家庭医疗和教育福利，以及降低个税点、适时提高房产税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等兜底政策若不能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农村居民怎么可能敢于花钱？

　　“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收入不高、预期不高、保障有限，反而还很阔气地花钱，要么是这些钱都花在生存资料的消费上了，远不是发展与享受资料的消费；要么是花钱的人疯了。起码就眼下而言，农民增收，仍是三农工作、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对“中国农民更敢花钱”这样的结论，不该太过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