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分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我国农民分化过程很大意义上就是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有序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成果，这个过程的持续进行同时又是改革尚未完成的标志性证明。农民分化，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带动了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在总体上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善。农民流动带来的人口的集聚和职业分化，对城镇、乃至对全国全方位发展具有至今仍然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政治发展层而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1.提升了个体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

　　农民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成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渠道。城市生活体验与流动经历培养了农民的现代性。从个体来看，农民阶级分化和职业、地域流动显着提高了其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程度，在集体交往磨合中，农民自觉地学习新的生产技能和社会交往规则，扩展了其认识外部世界的视野。转出农民群体的精神文明素养、法律意识、秩序观念、政治参与的能力和广度得到提升，改变了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角色身份、生存技能、价值观念和社会交往心理取向，在利益形成渠道、阶层方位、空间区位、组织关系、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习惯等方而逐渐脱离原来的层次，逐渐诱发着现代性的形成。从社会群体来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链条中，一部分农民主要谋生方式、对个人自由发展的把控能力、在集体决策中的影响权重和社会流动的制度支持程度等方而得到改善，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同质社会。在不可逆转的政策推动和舆论压力下，老市民阶层逐渐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城市的新来者，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度得到了提高，一系列社会组织纷纷出现。

　　2.对政府既定运行模式形成冲击，推动了政府工作变革。

　　在征地、讨薪中，弱势的农民群体往往采用了原始暴力性的矛盾冲突的处理方式，甚至自焚、制造恐怖事件等，农民工集体上访维权事件呈现出群体性特征，给党和政府工作形成巨大压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改变了以往对厂商的纵容态度，亲自出而调停解决，一定程度上改变地方官商不分局而。新市民阶层参与社区和街道办事处选举，影响了基层官员的结构，他们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积极咨询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特别是年轻群体通过网络方式.如影随形地监督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方式、政策议题次序选择、决策方案选择、执行中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财政支出使用方向、官员绩效问责等方而，并通过论坛空间对部门职责范围、工作内容、实施方案、事件责任归属等发表意见和建议，冲击了政府既有运行模式和官场生态，逐渐地改变了各级政府的工作理念、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和具体政策措施运作，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影响力和行为自由度，在制度层而上逐渐打破不合理的城乡分割性制度设定，促进城乡社保、公共服务标准的逐步统一。截至2008年底，已有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等13个省市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从2011年1月1日起，《成都市居住证管理规定》将正式实行，成都将取消暂住证制度，全而推行居住证。300余万生活在成都的流动人群将彻底告别“暂住”的状态，将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12个方而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