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渐分化形成了一个2亿人口左右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从产业分布看，务工农民占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57.6%(主要集中于建筑、加工制造、运输、采掘、建材等行业)，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52%(主要集中于餐饮、家政、环卫等条件艰苦、收入较低的行业)，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占80%。这个分化过程呈现出如下几个基本特征：分化的主体是青壮年农民，分化路径多样性但相对集中，“一次分化”不彻底、具有过渡性，转出地和转入地相对集中但农民流动行为反复无序，农民分化与城市工人阶级内部分化“两个分化”同时进行并相互影响。

　　二、农民分化对政治发展的促进机制

　　(一)政治发展的内涵。

　　政治发展是一个国家公民政治素养逐步提高和公共生活冲突得到秩序化解决过程。政治发展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以下维度：政府合法产生，职权法定；政治系统功能能够随着社会公共事务范围扩展而相应及时增强；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能够及时有效地影响政府公共政策过程；政治系统自身的有效分化和制衡，政府信息公开；各民族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起一些共同的价值认知，突出体现在自觉地国家认同，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社会流动通道畅通，社会成员相互尊重，能够包容不同意见的和谐精神，少数和弱者的权益得到维护和发展等方。

　　在个体对自身利益的内在驱动下，国家层而建立和完善一套促使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有机会平等、合法地向更高层次阶层发展的流动机制，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和文明高效的体现，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体分化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产物，当前农民阶级分化的性质是中国社会实体结构(阶级阶层结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和文化结构(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式样等)许多方而制度内的水平流动和局部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对集权政治形成了有力冲击，公众舆论借助于网络传播形成巨大舆论压力，公务员招考改变了政府成员结构，府际竞争带来地方政府合作和区划调整，这些因素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叠加，深刻地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农民参与和融入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相伴随的是他们市场化、信息化和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他们由此完成了从生产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的群体性过程，进而实现着全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体转型。

　　(二)农民分化影响政治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在农民分化过程中，由于制度预设的不完善，出现了许多公共冲突事件，正是这些事件的出现和逐步化解，农民群体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完善：

　　1.在分化农民与城镇企业主的关系上：由于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新的市民阶层的出现，增强了社会竞争，富余人力资源的竞争性利用促进了人力资源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高效率利用。然而，不断发生的黑心厂商克扣农民工工资和掩盖矿难，农民工追讨工资和因工伤、社保，与企业主的冲突，拷问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拷问着政府的工作职责，推动了问责制的实施和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的完善。

　　2.在分化农民与城镇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看病难、看病贵，农民工子弟上学难、上学贵，凸显出农村薄弱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政府长期城乡二元治理下的低水平供给的矛盾，推动了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和再就业，推动了土地制度的完善和地方政府行为监控的加强。

　　3.在新市民阶层与老市民阶层的关系上：农民自发分化，突破了以往制度束缚，实现了个人全而自由发展，处于较低阶层中的社会成员有能力、有机会通过各种合法的通道去改变自己地位低下的状况。新市民阶层形成对城市原有居民的特有福利争夺、就业竞争和空间环境资源的分享，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也正是伴随着这种冲突的化解，实现了阶层和解和社会融合。

　　4.转出农民对农村留守群体的影响。分化出去的农民通过土地置换、返租倒包、转包、转让、租赁、互换、股份制等多种流转方式将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交于相关方经营.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增加了从业者的平均收入。如果没有农民阶级的持续分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土地作业上，每个家庭的经营规模仍十分狭小，就没有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国际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将很难提高。在精神层而上，转出农民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毅力为留守农民树立了可以比肩的榜样，促进了余留农民思想认识和市场参与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