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通过参军转业，进城求学，进入乡镇企业，区划调整，进城务工等各种路径分化成为新市民阶层，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户籍制度

　　"农民群体融入城市生活，提升了个体的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改善了政府工作，推动了城乡制度一体化，也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均质格局，促进了农村地区的文明进步"促进农民群体继续健康合理分化，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人格素养*要求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做好转出者生存保障问题，尤其是疏通农民分化的通道"

　　1978年以来，我国每年约有1500万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呈现出加速推进之势，全国城镇化率已由2000年的36.2%提高到2009年的46.6% ， 9年间提升了10.4%，年均提高约1.2个百分点。农民阶级快速分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也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

　　一、当代中国农民分化的路径

　　当代中国农民阶级“进城”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制度化阻隔阶段(1958年到1981年)，国家通过法规，严格控制农民进城。二是放松管制阶段(1981年到1992年)，由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用工扩大带动了户籍迁移。三是放任发展阶段(1993年至200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确立，尽管国家没有在制度层而上作好铺垫，农民开始大规模自发进城务工或经商。四是有序化转移阶段，2003年以来，在城乡统筹规划的有效指引下，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进城的权益保障逐步得到落实，城乡制度层而逐渐走向统一，大规模农民进城参与城市建设。

　　(一)农民分化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流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民是指与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结合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农业劳动作为决定性收入来源的职业群体。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是职业选择、经济收入接近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生产关系中处于大致相同的地位，具有相似的利益形成方式和价值主张。由于经济条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其他方而的特征，使得经济条件不同的社会群体又具有了相应不同的社会心理、文化风貌。阶级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范畴。在我国，农民现实地成为一个职业概念和空间处所概念的综合体。本文主要在常住人口上采用户籍标准，在流动人口中以思想认识和文化知识素养、职业能力和生活方式为主要标志，进行农民和市民的界定。农民分化就是指农村人口在产业门类上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上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其核心是一种思想认识和文化知识素养、职业技能和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的改变。

　　农民和市民的差异集中体现在职业差别和组织化程度的差别，而不同行业、不同职业层次之间存在巨大的收益差异。农民的分化也主要是通过职业分化完成的，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而职业是个体获取收入进而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职业的不同(物质生活资料获取途径的不同)根本地决定了相应群体组织方式、思想观念、社会地位的差别。

　　(二)农民分化的路径。

　　农民阶级分化问题的研究思路可以遵循两条研究线索：一是不同能力类型的个体家庭在分化发 展过程中对各种环境因素的克服所形成的转移路径，由此分析具有相似起点的一类人的转移路径。这是一种先微观层而后作总体分析的研究方法；二是先立足于宏观层而的变化，即从国家城乡制度调整出发，分析在其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微观个体农民在分化中的行为选择取向。

　　农民分化需要具备三大条件，一是生产技能提升，具备适合城镇生活的职业技能和社会交往素质；二是完成生活空间转移，主要是到城镇就业；三是制度认可，政府在法律层而确认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完成。这些成为我们判断农民分化完成的标志。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和分化路径的大小，建国以来农民分化方式主要是：参军提干、部队转业；进城求学、1997年以前国家统包统配，1997年起，毕业大学生通过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城市招工；伴随农村乡镇集体企业业务扩张而移居城市；在农村经商并有了一些积蓄后移居城市成为城市小商品经营者；进城务工转化成为产业工人；城市规模扩张中周边县(县级市)撤县设区或部分乡镇划拨归城区；农村青年男女通过婚嫁、老年人通过儿女接父母进城等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主要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公务员、教师、医护、金融、商务管理者、自谋职业者，由此完成的角色转变。

　　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渐分化形成了一个2亿人口左右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从产业分布看，务工农民占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57.6%(主要集中于建筑、加工制造、运输、采掘、建材等行业)，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52%(主要集中于餐饮、家政、环卫等条件艰苦、收入较低的行业)，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占80%。这个分化过程呈现出如下几个基本特征：分化的主体是青壮年农民，分化路径多样性但相对集中，“一次分化”不彻底、具有过渡性，转出地和转入地相对集中但农民流动行为反复无序，农民分化与城市工人阶级内部分化“两个分化”同时进行并相互影响。

　　二、农民分化对政治发展的促进机制

　　(一)政治发展的内涵。

　　政治发展是一个国家公民政治素养逐步提高和公共生活冲突得到秩序化解决过程。政治发展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以下维度：政府合法产生，职权法定；政治系统功能能够随着社会公共事务范围扩展而相应及时增强；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能够及时有效地影响政府公共政策过程；政治系统自身的有效分化和制衡，政府信息公开；各民族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起一些共同的价值认知，突出体现在自觉地国家认同，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社会流动通道畅通，社会成员相互尊重，能够包容不同意见的和谐精神，少数和弱者的权益得到维护和发展等方。

　　在个体对自身利益的内在驱动下，国家层而建立和完善一套促使社会各阶层成员都有机会平等、合法地向更高层次阶层发展的流动机制，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和文明高效的体现，也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体分化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产物，当前农民阶级分化的性质是中国社会实体结构(阶级阶层结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和文化结构(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式样等)许多方而制度内的水平流动和局部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对集权政治形成了有力冲击，公众舆论借助于网络传播形成巨大舆论压力，公务员招考改变了政府成员结构，府际竞争带来地方政府合作和区划调整，这些因素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叠加，深刻地改变着我国的政治生态，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农民参与和融入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相伴随的是他们市场化、信息化和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他们由此完成了从生产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的群体性过程，进而实现着全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体转型。

　　(二)农民分化影响政治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在农民分化过程中，由于制度预设的不完善，出现了许多公共冲突事件，正是这些事件的出现和逐步化解，农民群体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推动了政治制度的完善：

　　1.在分化农民与城镇企业主的关系上：由于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新的市民阶层的出现，增强了社会竞争，富余人力资源的竞争性利用促进了人力资源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高效率利用。然而，不断发生的黑心厂商克扣农民工工资和掩盖矿难，农民工追讨工资和因工伤、社保，与企业主的冲突，拷问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拷问着政府的工作职责，推动了问责制的实施和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的完善。

　　2.在分化农民与城镇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看病难、看病贵，农民工子弟上学难、上学贵，凸显出农村薄弱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政府长期城乡二元治理下的低水平供给的矛盾，推动了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失地农民权益保护和再就业，推动了土地制度的完善和地方政府行为监控的加强。

　　3.在新市民阶层与老市民阶层的关系上：农民自发分化，突破了以往制度束缚，实现了个人全而自由发展，处于较低阶层中的社会成员有能力、有机会通过各种合法的通道去改变自己地位低下的状况。新市民阶层形成对城市原有居民的特有福利争夺、就业竞争和空间环境资源的分享，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也正是伴随着这种冲突的化解，实现了阶层和解和社会融合。

　　4.转出农民对农村留守群体的影响。分化出去的农民通过土地置换、返租倒包、转包、转让、租赁、互换、股份制等多种流转方式将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交于相关方经营.推动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增加了从业者的平均收入。如果没有农民阶级的持续分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滞留在土地作业上，每个家庭的经营规模仍十分狭小，就没有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国际化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将很难提高。在精神层而上，转出农民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毅力为留守农民树立了可以比肩的榜样，促进了余留农民思想认识和市场参与能力的提高。

　　(三)农民分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我国农民分化过程很大意义上就是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有序流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成果，这个过程的持续进行同时又是改革尚未完成的标志性证明。农民分化，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带动了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在总体上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善。农民流动带来的人口的集聚和职业分化，对城镇、乃至对全国全方位发展具有至今仍然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政治发展层而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1.提升了个体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

　　农民工开拓了现阶段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要渠道，成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要渠道。城市生活体验与流动经历培养了农民的现代性。从个体来看，农民阶级分化和职业、地域流动显着提高了其社会生活的组织化程度，在集体交往磨合中，农民自觉地学习新的生产技能和社会交往规则，扩展了其认识外部世界的视野。转出农民群体的精神文明素养、法律意识、秩序观念、政治参与的能力和广度得到提升，改变了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角色身份、生存技能、价值观念和社会交往心理取向，在利益形成渠道、阶层方位、空间区位、组织关系、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习惯等方而逐渐脱离原来的层次，逐渐诱发着现代性的形成。从社会群体来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链条中，一部分农民主要谋生方式、对个人自由发展的把控能力、在集体决策中的影响权重和社会流动的制度支持程度等方而得到改善，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同质社会。在不可逆转的政策推动和舆论压力下，老市民阶层逐渐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城市的新来者，社会群体之间的包容度得到了提高，一系列社会组织纷纷出现。

　　2.对政府既定运行模式形成冲击，推动了政府工作变革。

　　在征地、讨薪中，弱势的农民群体往往采用了原始暴力性的矛盾冲突的处理方式，甚至自焚、制造恐怖事件等，农民工集体上访维权事件呈现出群体性特征，给党和政府工作形成巨大压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改变了以往对厂商的纵容态度，亲自出而调停解决，一定程度上改变地方官商不分局而。新市民阶层参与社区和街道办事处选举，影响了基层官员的结构，他们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积极咨询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特别是年轻群体通过网络方式.如影随形地监督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方式、政策议题次序选择、决策方案选择、执行中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财政支出使用方向、官员绩效问责等方而，并通过论坛空间对部门职责范围、工作内容、实施方案、事件责任归属等发表意见和建议，冲击了政府既有运行模式和官场生态，逐渐地改变了各级政府的工作理念、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和具体政策措施运作，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影响力和行为自由度，在制度层而上逐渐打破不合理的城乡分割性制度设定，促进城乡社保、公共服务标准的逐步统一。截至2008年底，已有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等13个省市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从2011年1月1日起，《成都市居住证管理规定》将正式实行，成都将取消暂住证制度，全而推行居住证。300余万生活在成都的流动人群将彻底告别“暂住”的状态，将在劳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12个方而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