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界首市全市流转面积只有8．6万亩，2011年、2012年以及截至今年10月底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新增流转面积1万亩、11．4万亩、19．8万亩。不到3年时间，界首市的土地流转面积增加了4．7倍，年均增长68％。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偏远农村大致拥有三类农民：第一类是不准备当农民，第二类是继续当农民，第三类是“留守”农民。第一类希望土地流转，在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之前，愿意留着土地有个退路和保险。第二类欢迎离开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自己，但土地不加限制面向任何人自由流转，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在流转费方面，农民靠种地收益能付得起的流转费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城市工商资本竞争。第三类既不愿意土地流入也不愿流出，即普遍认为“有一亩三分地提供一份口粮即可”

　　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从这三类农民看，土地流转速度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适应，流转率不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达到较高水平。另外，对于丘陵和山区来说，地势高低不一，弯弯曲曲的田埂几乎把现代科技拒之田外。山区果林产量与田间管理密切相关，日常照管需要大量劳动力，土地面积越大，管理难度也越大，只有小规模才可能精细化。

　　并且，就上述三类农民情况来看，只有第一类和第三类农民愿意也有可能流出土地，但他们当前并不着急。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遵从农民意愿，土地流转率达到一个较高水平需要相当长时间。此外，即便是在2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仍将有4亿多名农村人口，每家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二三十亩，流转率也仅在50％左右。如果在短期内一味追求高流转率、追求土地规模，一方面会加剧农村人口流民化，另一方面，会埋下隐患、增加农民对立情绪。

　　“在大量农民无法从农场真正转移进城之前，我们应该保护小农户的利益，而不是支持、鼓励土地向特大户和工商资本转移。 ”安徽省农委经管站主任科员桑强兵说，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要充分考虑短时间、区域性、大规模流转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研究相关配套政策，在精细化指导上下功夫，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下一步流转工作。

　　“非粮化”为啥加剧？

　　10月10日，中信信托推出国内首单土地信托计划，试点流转面积5400亩，远期目标为2．5万亩。随后，北京信托宣布其首单土地流转信托在江苏无锡落地，预计年内流转面积可达3万亩。披露的信托计划显示，前者流转后土地拟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园区规划为五大板块，涉及到二十多个子项目，种粮只是其中一部分，后者主要种水蜜桃，并且，从土地性质上看，种植水蜜桃的土地属林地，如果3万亩均是林地则无可厚非，但如果在耕地上种桃树，则耕地需变更为林地，而一旦信托结束，林地再变更回耕地，将不适宜种粮，这些细节，信托计划均未披露。

　　对于土地流转，“非农化”是被国家明令禁止，而对于“非粮化”，因界限在哪并不明确，各方态度“暧昧”，原因有二。

　　第一，农产品价格体系不合理，土地“非粮化”效益高。

　　农资费用在不断上涨，而粮价上涨幅度有限，且农资涨幅大于粮价涨幅，大户们规模经营后，粮食逐年增产空间逼近极限，随着流转费和人工费不断上涨，在两头挤压下，种粮效益减少，而一旦种粮规模效益被吞噬，大户们要么退出，要么改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这是“非粮化”不得不为之的一面。

　　齐岗对此理解更深。他告诉记者，规模生产，正常提高效益的出路无非如下几条：一是降低成本，但这相当难，农药、化肥、种子这些都是刚性成本，以前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是不算成本的，如今要雇农种地，成本只会增加。二是利用现代机械化耕种提高效率，其实，现在农村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耕种，机械化集约化空间早已被大大压缩，大资本如果继续种粮则没账可算，甚至亏本。

　　第二，改种经济作物属优化产业结构内容之一，国家允许。

　　土地流转后，因国家并未明确流转的农地必须种什么作物，如果不种则要承担何种风险和责任，新型经营主体内有不断扩张发展的压力，外有资本逐利的冲动，综合选择，他们改种属“常理”，不同的是，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和此前传统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所形成的“非粮化”已有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