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照这样发展，中国经济将转入“中速增长”甚至“低速增长”的那些预言，根本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城市化把大量农村人口吸纳到城市，使中国农业得以完成现代化改造，可以新增数以亿计的新增非农劳动力，那些中国经济将丧失国际比较优势的预言，也站不住脚。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说过很多了，我在以前的分析中认为，缩小收入差距首先应推进城市化，解决体制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由于牵涉面又多又敏感，难度比推进城市化大得多，所以可以先放放，但是近一段的研究使我认识到，解决体制收入差距也刻不容缓。

　　城市化与内需

　　《中国投资》：城市化拉动内需如何实现？

　　王建：工业化所创造的供给，是为满足城市人的需求发生的，所以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可分割，但是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这30年中，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却使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发展方式，城乡分割在改革前30年，使中国得以快速发展起国防军重工业，但是却积累了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改革开放这30年，虽然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办法，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村人口工业化的问题，却还是没有解决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这种抑制城镇化的战略取向虽然有其历史功绩，但是发展到今天弊端也暴露无遗，就是由于保持了庞大的低收入农村人口，使国内的需求与供给规模严重不对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的严重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突出出来。而且，国内的分配体制矛盾对当前的过剩格局也有着重大影响，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在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内需。

　　还要看到，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率，以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相称，不仅仅是具有拓展内需的作用，城乡结构扭曲属于大结构的扭曲，不从根本上解决大结构扭曲的矛盾，不仅会使工业生产由于过剩矛盾难以为继，也严重阻碍着农业与服务业的发展。

　　从农业看，大量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城打工，但是仍长期保留着对家乡土地的经营权，使中国的耕地不能实现集中经营，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土地长期归小农户所有而不能集中，就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阻碍。

　　近年来，由于出现了“民工荒”，学界在热烈讨论所谓“刘易斯转折点”的问题，但是如果看到美国仅以200多万农业劳动力就养活了3亿美国人，还出口了占世界出口量60%的粗粮，而中国直到2012年却仍然有2.58亿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只是被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所掩盖的一个假象，只要在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会有超过2亿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所以，通过大规模的城镇化使8亿农民进城，从而彻底脱离与农村土地的关系，是使中国农业最终走向现代化的必须条件，并且也只有建立了现代农业，中国才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从服务业看，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的长期存在，是压低服务业增长空间的最大因素，因为组成现代服务业的许多商业机构，都不可能在分散的农村发展，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在城市没有家，也不可能产生像城市人那样的服务业需求，所以尽管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已经高达3倍以上，而像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的城乡消费差距，更高达4-5倍，并且使中国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服务产业比重相比，要低15-20个百分点。所以，也只有使大量农民工携家带口进城，转换成市民身份，才会有服务业的巨大增长空间，才能使中国服务产业的比重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匹配。

　　因此，在未来20年城市化是个“纲”，抓住这个“纲”，才能做到“纲举目张”，使中国的三次产业格局彻底摆脱大结构扭曲的矛盾，都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各种发展战略的制定也好，只有围绕这个“纲”来设计和实施，才会见到显着效果。

　　大都市圈是重点

　　《中国投资》：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王建：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人数的大多数，因此它必然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适应生产力发展布局需要，符合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特点，与区域、环境、资源相协调的现代化城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