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

　　生产过剩是当前中国主要矛盾，城市化的方向应当着力在大都市圈的建设，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足够的内需，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谷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生产过剩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如不解决，经济下行状态就会延续下去，而大城市化(并非小城镇化)是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

　　“生产过剩日趋严重，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压抑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但是在中国，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是走出经济低谷的唯一通道”。王建表示。

　　在他看来，中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人数的大多数，因此城市化必然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的具体国情。城市化的方向，应当着力在大都市圈的建设，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足够的内需，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的战略目标。

　　新时期的主要矛盾

　　《中国投资》：您常说，城市化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您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是怎样的？城市化的作用该如何理解？

　　王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所以改革和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这两年我一直在谈的问题是，中国过去的增长动力在消失，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正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轨道前，经济运行就不会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就不断引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这个矛盾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长期没有爆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发生转变后，首先是形成了全球性的货币需求扩张，能够吸纳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产品，这既表现在净出口比重的显着上升，也表现在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次债危机爆发，全球货币需求的扩张被中断，这个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

　　目前在中国内部的确隐藏着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但是细数这些矛盾，没有一个会在中短期内从内部引发危机，而生产过剩危机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但生产过剩状态却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且正在向越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会否把中国引入一场危机，现在还不得而知，但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却告诉我们，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才会爆发。从中国自己的经验看，过去认为7%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一个必保的边界，这主要是从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考虑，目前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就业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就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压抑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是爆发了危机，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有可能。我估计2014年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进一步下行，就业形势可能会比2013年严峻得多。

　　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但是在中国，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

　　按照新千年前10年的情况计算，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需要每年新增8万亿元左右的新需求，大体是出口和消费各两万亿元，投资新增4万亿元。新千年以来，中国新增真实城市人口约1亿人，同期新增的城市投资约50万亿元，大体上是每新增1个城市人口，会吸纳50万元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新增城市人口达到8亿人，所能产生的投资需求就是40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保9”所需的社会总需求年均增长额，如果把服务产业的发展空间拓展到占经济总产出的60%，也可以在未来20年提供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就是结构转换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