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承接阶段

　　一旦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再需要农村提供主要资源的时候，或者说，当国家有足够的能力从非农业产业中获取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基本资源的时候，国家力量便逐步开始从农村撤离出来，国家资源提取的力度越来越小，农民与农村的人财物流失的速度有所减缓、程度有所减弱，农村便在这个时候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与繁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也逐渐借用其行政优势进行经济赢利活动，从而开始带有公司化的倾向，中央权威有所弱化。这个阶段也是农民与国家关系的蜜月期。

　　3、转折阶段

　　这个蜜月期的打破在于国家在财税体制上的变动，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不匹配，从而乡村两级及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用国家在农村的制度设计特点(比如，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借用国家提取农村资源之便，谋取利益，甚至引入黑灰势力进村，从而造成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农民负担加重，农村资源流失严重，农业遭受危机。村庄的衰落的进程并没有在国家对农村资源提取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有所缓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极强自利性，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起初是对国家财税体制调整的应激反应，继而则利用既有的农村制度空间结成利益共同体，逐渐吞噬了国家对农村的制度优惠，造成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危机。这时候的村庄基础秩序基本上没有得到维持，农业生产条件利用的还是集体时代的成果，而且这样的历史遗产逐渐失去其功能优势；农村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各种传统的、非传统的、合法的、非法的势力开始浮出水面，小道理满天飞，大道理没人坚守，村庄秩序难以维持。原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警告。另外，由于村庄基本秩序的难以维持，进一步推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村庄，进入城市，获取非农收入，以维持基本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从而逐渐形成了农民以代际分工为特点的半工半农经济收入模式。

　　4、亟需创新的阶段

　　从2002年开始，国家开始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到2006年，基本上取消了农业税，伴随着农业税同时下乡的三提五统和共同生产费也被取消，地方政府失去了向农民夺取利益的条件，通过这一釜底抽薪的方式，主要以乡村两级为主体的地方利益共同体瞬间瓦解，避免了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国家逐步采取资源下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并在2003年左右开始实施村建设总体规划，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开始实施，巨量的国家资源向村庄涌流。这个阶段，在农村人财物流失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国家资源的下乡，使得中央与农民的关系甚好，而基层政权却被虚化，甚至被抛在一边，从而也造成了中央资源输入农村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亟需进行制度创新。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核心点在于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输入与自下而上的农村需求偏好没有可以进行相互对接的平台。从而可能造成国家资源投入的不经济和低效率；也可能造成农民的现实需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表达和满足；进一步可能诱导地方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截取国家下乡资源，消解国家政权合法性，并造成新的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从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基层政权横亘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之间，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桥梁作用。在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农村资源作为原始积累的阶段，基层政权有效地完成了国家对农村资源提取的任务，保证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工业体系的建立；同时，在此基础上，农村基层政权也较好地提供了农村所需要的基础秩序。而在国家资源下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阶段，基层政权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发挥效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贺雪峰教授认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农村基层组织形成对于特定时期所要处理的具体事务的能力，而在于形成农村基层组织对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基本能力。这种基本能力来自其与(具体的)国家任务和(特定的)乡村社会性质的契合性，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作用，从而以农村基层组织基础能力强大这一不变，来应对转型期社会急剧变迁，甚至是万变。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