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而现在还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国家。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直采取追赶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服务于现代化的大局。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现实、最重要的历史责任，也是最紧迫的时代任务。忘记了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实现现代化这个重大使命，我们便会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便可能重蹈落后便要挨打的历史覆辙。   

　　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基本前提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最终选择的是一条对外开放的发展路子，借助于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来实现我们的时代使命。因此这样的发展必然是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之中的发展，必然也是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的发展。从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以及各个阶段所产生的成果，必然是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息息相关的：既受制于既有的结构惯性，同时又对既有格局产生强影响。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

　　另一个前提是，较之早发现代化国家如英国者，通过对内残酷而赤裸地剥夺并排挤农民强占土地以实现原始积累，对外实施殖民掠夺转嫁国内人口剩余压力和产能压力以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原始积累的实现，采取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也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组织，高效地从农村提取建设完整经济基础和工业体系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在特定时段具有歧视性的制度安排，造成那些因工业化建设快于城市化建设阶段所产生出的剩余人口压力与产能压力由农村内部消化。 这一切又都是在人均一亩三分地，且地块细碎分散，人地关系十分紧张的基本国情下实现的，而且这一国情的存在还将继续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之所以说这样的现代化道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是因为在这样一种“城市剥夺农村”、“农业支援工业”的过程中，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在保证高效提取农村资源，确保国家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所需资源充分供给的前提下，较为有效地生产和再生产了农村的基本秩序(包括农业生产秩序和农村生活秩序)，使得农村在人财物大量流失、村庄内生秩序能力逐步下降的大局势下，还能够保证农村具有正常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农民生活得比较体面，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农民人均寿命延长。也就是说，就目前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现代化的新模式造成的效果是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流民，没有造成普遍的贫民窟，也没有降低国民人均寿命，农民生活水平在缓慢增长，国家整体上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  

   　　二、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农村的政策实践    

　　如何在农村人财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农村基本的社会稳定，这里面肯定有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实践智慧，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贺雪峰教授的新着：《组织起来——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正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农村的政策实践智慧的研究和总结。并在取消农业税、国家大量资源下乡这一新形势下，就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实践总体思路做出了战略性地探索。贺雪峰教授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国家资源下乡的方式，以及一系列乡村体制改革都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关键点在于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及其功能缺乏历史感和真正的认识。

　　农村出现人、财、物的大量流失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现象。这是一个至少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社会事实。在这一过程中，村庄的开放性加大，对市场的依赖性加强，村庄社会流动加剧，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农民的意义体系面临挑战，既有的构成农民一致行动的逻辑被解构，而新的具有统合性的总体性文化还没有建立起来。以下分启动、承接、转折和亟需创新四个阶段，展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的农村具体政策实践。

　　1、启动阶段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的发起，受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必然有一个向内提取农村资源以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用以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因而也就是村庄的不断下行、衰落的过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这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建设逐步深入到村庄的过程。村庄的衰落，核心问题在于村庄内生秩序能力的衰落，村庄里的农民已经分化，村庄已经没有足够的、可资利用的内生传统资源(血缘、地缘、宗族等)可以自主地生产和再生产村庄的基本秩序。这里的基本秩序指的是超越家户单独可以解决的基本秩序之上的村庄层面的基本秩序，比如村庄公共品的提供。在这个阶段，国家通过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采取公分制的分配方式，在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做出了全方位的制度设计，保证了村庄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

　　2、承接阶段

　　一旦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再需要农村提供主要资源的时候，或者说，当国家有足够的能力从非农业产业中获取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基本资源的时候，国家力量便逐步开始从农村撤离出来，国家资源提取的力度越来越小，农民与农村的人财物流失的速度有所减缓、程度有所减弱，农村便在这个时候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与繁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也逐渐借用其行政优势进行经济赢利活动，从而开始带有公司化的倾向，中央权威有所弱化。这个阶段也是农民与国家关系的蜜月期。

　　3、转折阶段

　　这个蜜月期的打破在于国家在财税体制上的变动，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不匹配，从而乡村两级及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用国家在农村的制度设计特点(比如，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借用国家提取农村资源之便，谋取利益，甚至引入黑灰势力进村，从而造成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农民负担加重，农村资源流失严重，农业遭受危机。村庄的衰落的进程并没有在国家对农村资源提取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有所缓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极强自利性，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起初是对国家财税体制调整的应激反应，继而则利用既有的农村制度空间结成利益共同体，逐渐吞噬了国家对农村的制度优惠，造成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危机。这时候的村庄基础秩序基本上没有得到维持，农业生产条件利用的还是集体时代的成果，而且这样的历史遗产逐渐失去其功能优势；农村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各种传统的、非传统的、合法的、非法的势力开始浮出水面，小道理满天飞，大道理没人坚守，村庄秩序难以维持。原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警告。另外，由于村庄基本秩序的难以维持，进一步推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村庄，进入城市，获取非农收入，以维持基本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从而逐渐形成了农民以代际分工为特点的半工半农经济收入模式。

　　4、亟需创新的阶段

　　从2002年开始，国家开始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到2006年，基本上取消了农业税，伴随着农业税同时下乡的三提五统和共同生产费也被取消，地方政府失去了向农民夺取利益的条件，通过这一釜底抽薪的方式，主要以乡村两级为主体的地方利益共同体瞬间瓦解，避免了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国家逐步采取资源下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并在2003年左右开始实施村建设总体规划，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开始实施，巨量的国家资源向村庄涌流。这个阶段，在农村人财物流失继续存在的前提下，国家资源的下乡，使得中央与农民的关系甚好，而基层政权却被虚化，甚至被抛在一边，从而也造成了中央资源输入农村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亟需进行制度创新。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核心点在于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输入与自下而上的农村需求偏好没有可以进行相互对接的平台。从而可能造成国家资源投入的不经济和低效率；也可能造成农民的现实需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表达和满足；进一步可能诱导地方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截取国家下乡资源，消解国家政权合法性，并造成新的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从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基层政权横亘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之间，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桥梁作用。在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农村资源作为原始积累的阶段，基层政权有效地完成了国家对农村资源提取的任务，保证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工业体系的建立；同时，在此基础上，农村基层政权也较好地提供了农村所需要的基础秩序。而在国家资源下乡，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阶段，基层政权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发挥效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贺雪峰教授认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农村基层组织形成对于特定时期所要处理的具体事务的能力，而在于形成农村基层组织对于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基本能力。这种基本能力来自其与(具体的)国家任务和(特定的)乡村社会性质的契合性，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作用，从而以农村基层组织基础能力强大这一不变，来应对转型期社会急剧变迁，甚至是万变。以不变应万变。

   　　三、理解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   

　　要理解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政权的性质及其所能发挥的效力，就必须理解与农村基层政权密切相关农村、农民和农业。

　　中国有9亿农民，这是目前的一个基本国情。这9亿农民已经分化成为各个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面向和价值关怀，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我们说的农村人财物的流失，就目前来看，就是指这9亿农民所在的农村发生着的人财物的具体流失。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得中国农业长期处于内卷化之中，建国初三十年的国家制度安排使得农村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通过外出务工，获得了可流动的货币收入，反过密化，以补充农业收入不足。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客观前提条件和路径选择，又决定了这9亿规模的农民不可能瞬间转移到城市落地，实现城市化。这些人在年轻的时候，若是城市经济发展比较好，就可以进城务工，若是年纪大了，或者城市经济发展不好，就可以退回村庄。村庄是生产性的，若是生产条件不太恶劣，在村庄里至少可以生活无虞；村庄也是社会性的，在村庄里生活，面对面地形成一个熟人社会的圈子，熟就能够增加安全感、确定性，并在活动中建构出意义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可能还会出现反复。